据报道，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家质检总局已培训了首席质量官2142人，在900余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首席质量官制度，而今年将在大中型骨干企业推广设立首席质量官。

　　作为一种新的企业质量管理制度，“首席质量官”的设立和推广无疑是一种进步。企业是质量安全管理的主体，但法人代表往往精力有限，设立首席质量官，可以专门性的对企业从原料进厂、产品生产、出厂检验层层把关、整体把关，较大幅度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但同时也应意识到，首席质量官的设立还仅仅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在生产实践中，政府和企业如何用好首席质量官。

　　就企业而言，首席质量官不能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企业的商品供应链正变得越来越长，这也使得企业的质量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与复杂，以最近欧盟发生的“挂牛头卖马肉”事件，两家屠宰场出产的马肉，通过供应链条进入市场，最后竟波及16个国家，甚至还包括远在亚洲的中国香港。在这种现实下，传统技术技能型的质量经理实际上已经很难胜任质量监督工作，即便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也需要真心实意地把质量管理交给层次更高的专家，给予更高的地位。他们不但是质量大师，还应成为商界领袖人物。

　　而从政府来说，要让首席质量官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需顾及企业的真实感受。在现实中，所有管理完善的企业都已经拥有自己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者，如何说服他们真正接受明显高一层级的“首席质量官”不是那么简单，首席质量官要承担更大的质量责任与风险，这意味着待遇也将相应提高，这都是“额外”的支出，一些企业势必会产生抵触心态，如疏解不当，一味依靠行政命令推广首席质量官制度，则很容易使之沦为一纸空文。

　　首席质量官不但是一个岗位，更应是一种健全的制度和机制。企业一旦发生质量事件，轻则赔款，重则破产，对此，企业天然的具有遮掩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首席质量官不效忠企业利益而忠于公众利益？

　　因此，要用好首席质量官就必须落实两个关键。其一，首席质量官的质量问题“一票否决权”应获得相应的外部保障，使质量官们有勇气行使否决权，不至于因为尽责行使否决权而招致报复；其二，首席质量官应尽量与企业经济利益脱钩，成为一个更独立、专职、专责的岗位。如果这两点无法保障，即便设立首席质量官也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工会主席”，或者被企业老总们在质量事故后推出的挡箭牌。

　　首席质量官制度的推出，为中国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指望首席质量官制度毕其功于一役也是不现实的，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尤其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企业自我约束、行业诚信自律、政府有效监管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转载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