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几乎是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一种大趋势。作为在新世纪开始从事诗歌写作的女性诗人，贺红的作品自然也免不了染上日常生活的印痕，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惊喜发现和独具个性的理解。日常工作充满了枯燥和无聊，生命消耗在机械的工作程序中。但因为有了一株开花的海棠，生活因此而有了新的发现：“五个围观的女人同时惊呼：那不是花，是蕊”（《办公室的海棠开花了》）；过年的时候，“用酒精把脸颊染红，就是一副上好的春联”（《过年》）；醉酒之后，“我看到夜醉了，醉成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喝酒》）。
在贺红的笔下，工作、旅游、做饭、购物、穿衣、怀念、沉思等等都得到诗化处理，而像桑蚕丝的旧裙子、蒲公英、老粗布床单、粗瓷碗、大疙瘩盐、泡菜坛子等等日常意象的进入更增添了生活本身的气息。贺红以女性的细腻感触写出了生活的细节，在庸常中表现着生活本身散发出的气息和味道。
因为生活范围的限制，女性经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常生活。女性言说自我和建构自我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性别视角和日常生活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叠合在一起。正因如此，贺红在表达女性经验的同时，也使日常生活显现出其亲在性的一面。比如《那些冷》：
那些冷被从牙缝中挤出
就生出白色的翅膀，去旅行
有的一点点下沉，凝成霜
有的升腾升腾，汇集成一群羊
走下天庭，那些霜的白羊的白
都在等着太阳温暖的照耀
等着融化成一汪水
一种日常生活现象在诗人的笔下显现出其神奇的一面。冷气被想象成有白色翅膀的精灵，下降凝成霜，上升聚成羊。无论是霜还是羊，那由冷气演绎成的小精灵等待着太阳的照耀，等待着融化和消失。女性对于细节的敏感和想象的丰富由此可见，这种经验的获得与女性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感受密不可分。面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女性在男性话语的边缘地带言说出某种生活真理，提供了男性经验无法涵盖的生命真相，对生活和生命做出了重新阐释。她们既能沉溺于其中体验着世俗的温馨和感动，又能超越出世俗的现实层面追求精神的升华，就像那些冷气等待日出一样，完成生命的极致体验，透露出对待生活的执着和乐观。
相比较陈染、林白式的激进色彩的性别对抗，贺红的诗歌写作少了诸多的硝烟，所有曾经尖锐的疼痛在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中溶解为丝丝幸福，在对日常意象的想象性书写中散发出日常生活的宁静和安逸。
二
不可否认，贺红以其女性细致入微的描绘让人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诗意存在，但过多认同于日常生活又会造成主体性的丧失。贺红写过一首诗叫《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为了所爱的人，自我做出了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奉献。主体自我的丧失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在追求的主体性的背叛，女性在追寻自我的旅途上再一次陷入男权话语的窠臼，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有意识地扮演着男权话语的合谋者的角色。在贺红的诗歌中，因为终极目的的消失，对男权话语的重读和复述不再具有颠覆性，而是以“他者”的身份主动参与到男权话语的建构中来。这种“他者”的意识越强烈，主体形象就越模糊和单薄。
于是，在贺红的诗歌中，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空心化的主体，一个萎缩的自我，满足于生活的世俗抚慰，而不再进行意义的深度追问。就像《石碾子》所表达的，诗人要将自己“磨为齑粉”，喂养爱人。诗人这样做的时候，她不仅重新巩固了男性话语的权威，而且拆解了女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女性话语言说的基础，尤其是当诗人是以女性身份对生活本身发出赞叹的时候，就带有更大的遮蔽性和误导性。
在贺红诗歌中，女性主体性消解的明显表现就是欲望化的消失。女人就是女人，一切源于本性的欲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因而也是美的。但在贺红诗歌中，女性是以男性欲望化对象的形象出现的。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但始终不是她自己。欲望化的隐匿使女性成为一个精神阉割者，她被动地等待着爱情的抚慰，等待着爱人用“镰刀薄薄的嘴唇”亲吻“我冰冷的孤独，收割我寂寞的等待”（《起风了，我把长发辫起》）。当女性津津乐道于穿衣打扮、恋爱婚姻、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那么这些日常性欲望的满足通常会掏空主体建构的精神内涵，不仅摧毁了女性书写所应具有的批判与解构边缘性立场，而且会不自觉地领受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性别政治的无意识话语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对日常生活的发现成为对男性话语叙事空缺的补充，女性借助于日常生活找到了言说自我的方式；但如果日常生活上升为生命的全部，女性将会失却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向度。这就是贺红诗歌透露出的女性写作的尴尬和困境：一方面贺红能够自如地表达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贺红又极容易迷失于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了一种女性写作重返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女性研究表现出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特征，即由性别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由女性研究到性别研究的悄然转换。如何实现“女”和“人”的完美统一，是这一研究背景下女性理论和女性写作应着力思考的问题。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的价值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