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永远生活在追忆与思乡之中，这个国家一定是爱尔兰。这片世界上最田园的土地上却郁结着世界上最深的忧伤，这或许与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有关，总是流亡，总是思念，总是荒凉。爱尔兰的作家也多有流亡的经历。不管是因为爱情、携女友私奔欧洲大陆的乔伊斯，还是童年换了十三所学校的威廉·特雷弗，抑或是曾漂泊美国的科尔姆·托宾。而这种爱尔兰式的迷失与乡愁在这本《圣徒与罪人》的作者、爱尔兰老牌女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艾德娜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童年颇为压抑沉闷。1984年她在与菲利普·罗斯的访谈中说，她对于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能宽恕，而那个未被宽恕的人就是她的父亲，“他的愤怒、他的性生活、他的贪得无厌”。而对于母亲，她则是倾注了过分的爱，母亲留给她的是一种“包揽无遗的愧疚”。可能正是这种爱恨交织的人生体验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包括在修道院爱上一个修女，包括后来不顾家人反对，与比自己大十六岁的爱尔兰离异作家欧涅斯特·格布勒结婚，并移居伦敦，包括十年后的离异，包括她最终选择承受作为一个作家的孤独。可以把她的童年看成是一种心灵的剥离，注定了她一生漂泊的灵魂，从童年的经历开始，她一生的跌宕似乎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在谈到母亲的篇目中，父亲总是一个口述的影像，如果没有直白的劣迹，也是用刻意的回避来暗示其消极的角色；而对于母亲的描摹则是全方位的。《绿色乔其纱》中的母亲和艾德娜的母亲一样早年赴美生活，后又回到了爱尔兰，在美国的经历成为她用来喂养自己尊严的重要食粮，多年积存于记忆，经过加工、修整，在市井琐碎的生活中为她提供了一种自认为高贵和成为道德裁判的资本。《我的两个母亲》中的母女在家庭中制造了一个诡异的二人世界，父亲与其他孩子几乎就不存在。她们默契地在穷困中扮演高贵，这种过度精密的心理维系运行顺畅，却异常脆弱，一个关节少许的错位就会导致整个仪器的故障。当女儿与年轻的艾德娜一样违逆母亲的意愿与自己心仪的男人私奔，当十年后母亲预言的破裂最终发生，当彼此休憩的枝头不再是同一个时点，母女俩的心灵各自流浪，最终才发现，原来彼此的家园还是彼此，漂泊了一辈子实际上是在寻找对方。这种亦谑亦切的一生背负应该也是艾德娜母女的写照。

　　《罪人》是特别的一篇，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这不可能是艾德娜本人感同身受的状态。其实，这篇中作者本身的情感投射也是很明显的，只是艾德娜在用虚构的迪莉娅的情感经历描摹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如同一种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症状。艾德娜曾经说过，作家都一样，都企图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些东西，焦虑是极度的，“福楼拜对他的房间的描写伴随着诅咒和沮丧的哭声。那可能是任何作家的房间。”这种孤独无援便是《罪人》的原料，是艾德娜深得体会的领域，她只是在扩展这种状态的内涵，探索这种状态的终点，迪莉娅是她笔下诸多窘境中需要情感宣泄的女性之一，是艾德娜身患孤独绝症的自己。

　　可以看到，本书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在讲述某一种流离失所，身体、爱与灵魂的放逐，不能为主体所左右的命运造就了所有残酷的顺理成章。不经意中，人就成了罪人，不经意中，又获得了救赎，不经意中，人便成为了自己的难题。因而这是一本苍老的书，艾德娜经历了作为女人可以经历的所有情感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她的情感子集，在她这本情感大书中找到自己的情感碎片，找到感同身受的某个交集。

　　值得一提的还有她蓄能式的情感表达。沧桑的情感表达不是年轻的喷泉，而是伤口渗出的血浆，缓缓流出，她的怨恨、她的激情、她的愤怒，经过人生的历练，化为克制的一声叹息，无需喋喋不休地倾诉，经历过的人，都明白。（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