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一个工人的梦想——

　　就想转成正式工

　　忆梦人：杨小虎 年龄：60岁

　　□见习记者 范小静

　　“那时我做梦都想转成正式工。”杨小虎说，不是正式工，就意味着要艰难地挣扎在饥饿线上；不是正式工，就意味着可能“随时走人”；不是正式工，就意味着孩子接不了班。

　　“时运不济，没有成为那批积极分子中的一员。”杨小虎回忆说，有一年，周口从各个县里抽调了一批积极分子到各工厂里上班，刚开始“亦工亦农”，后来这一批全部转成了正式工，成了非农业户口。“我们这些临时工干的比他们多，福利却天地之别。后来城镇户口的工人也享受了正式工的待遇，我还是农业户口，农业户口就意味着粗粮换细粮时要少换几十斤白面，家里人口多，还没吃两顿就又该愁下一顿了”。

　　“我三姨是正式工，他们家平时就可以吃到用白面做的手擀面，用香油炒的菜。说实话，那时去他们家就跟过年似的。”杨先生苦笑着说，一回家就被打回“原形”。“每次转正的期待都成了泡影。后来，我也就认了，不再梦想着成为别人羡慕的‘幸运儿’”。

　　后来，杨小虎所在的工厂倒闭了。杨小虎开始自谋生路，拉过醋、卖过炮、开过养鸡场、干过饭店，现在，杨小虎经营着一家超市，还是连锁店呢。“现在，我只负责指点指点，具体工作都交给儿子孙子啦。”历尽沧桑的杨小虎意味深长地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真会给你开一扇窗。”

　　上世纪70年代，一个杂技艺人的梦想——

　　“小把戏”登上大雅之堂

　　忆梦人：张金贵 年龄：58岁

　　□晚报记者 杜欣

　　“小时候，老家管演杂技的叫‘玩把戏’的。”张金贵说，他出生在淮阳县王店乡李集村，从小就喜欢杂技。13岁时，他就和一群小伙伴参加了村里的业余剧团，并在剧团师傅的带领下，练习翻跟头、倒立之类的杂技基本功。那时，只要一听说附近有杂技团或者剧团表演节目，他就是走再远的路也要去看一看。

　　“真正和杂技结缘还是很偶然的。”张金贵回忆，15岁那年，他和哥哥一起给别人拉砂子，路过川汇区二板桥附近时，看到路边贴的一张海报上说，安徽亳州一个杂技团要在周口一个剧院进行演出。当晚，张金贵就揣着几角钱到剧院看演出，看完一个叫邓颍的杂技艺人表演的节目后，他当即萌发了拜邓颍为师的念头。

　　早些年，张金贵跟随师傅“走江湖”，为了吃上商品粮，他两进两出国营杂技团。后来，他放弃“铁饭碗”，怀揣3万元现金，南下广东创业，不断攀登杂技艺术高峰。最终，他回到家乡，一心为家乡的杂技事业作贡献。现在的他，已是周口杂技界的领军人物。

　　“那时候‘玩把戏’，是为了吃饱肚子。”张金贵说，为了生存，吃苦受累不说，更多的是被人瞧不起。“现在不同了，艺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以前‘玩把戏’的，现在成了艺术家；以前街头卖艺，现在走进艺术殿堂表演”。

　　上世纪70年代，一个学生的梦想——

　　就想接个班

　　忆梦人：蒋建国 年龄：53岁

　　□见习记者 范小静

　　“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想接舅舅的班当一名教师。”谈起年轻时的就业梦想，蒋建国苦笑着说，“也许应该感谢没接上班吧，要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开好车戴好表了。”

　　农村出生的蒋建国介绍，他们家有6个孩子，他排行老二。那时候家里穷，别人看不起，他从小就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日子。没吃的，就去地里挖野菜；没烧的，就去煤窑捡煤或者去路边扫树叶；没穿的，就穿别人丢弃的衣服。

　　“建国，大冬天的，棉衣穿的像半袖，不冷吗？”蒋建国告诉记者，那时候老师、同学经常这么问他，他都回答不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他很冷。“捡来的棉衣有一只袖子短了一大截，还露着棉花，为了两只袖子长短一致，我就卷起来了。”蒋建国说，“我只是不想让同学看见，觉得我可怜，所以才假装自己另类，很耐寒。”

　　“看着人家吃白面馒头自己吃窝窝头，嘴馋；看着人家穿凉鞋自己穿布鞋还露着脚指头，羡慕。从不敢奢望自己能背新书包，只期盼吃饱了能睡个安稳觉，下雨天房子不漏雨，弟弟妹妹们也能上学堂。可这一切，从何而来？”蒋先生由此萌生了想接舅舅班的念头——舅舅是一名教师。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接班就意味着可以提升粗粮换细粮的斤数；接班就意味着不用半夜饿醒；接班就意味着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儿啊，别成天想这想那的了，咱们家坟地里没那股青烟。”由于种种原因，蒋建国没能接舅舅的班。刚考上高中的他，由于交不起学费，只能打起背包闯天涯。

　　“刚开始啥也不会，就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当小工就得搅石灰，没钱买胶鞋就光着脚上去踩，脚后跟都被石灰烧烂了，到现在一到冬天仍然开裂。”刚出去闯时，蒋建国吃的都是苦。

　　因为老实、勤奋，蒋建国深得老板的信任，很快由小工升为小组长。晋升学习的机会慢慢多了起来，人脉资源也越来越多。现在，蒋建国有了自己的公司，苦尽甘来。

　　上世纪80年代，一个小商贩的梦想——

　　做生意不再躲躲藏藏

　　忆梦人：韦树祥 年龄：63岁

　　□晚报记者 杜欣

　　如果是公职人员，63岁这个年龄应该已经退休在家养老了。韦树祥不是公职人员，也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做了一辈子生意的他到现在还是闲不住，每天总要到交由儿女们打点的几个商铺里转转。

　　“创业难，守业更难。”回首过去，韦树祥不无感慨。他说，他从农村一个小货郎起步，白手起家，一路走来，如今和子女都落户县城，有了一份固定的生意。“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其实能光明正大做生意，也是来之不易的啊”。

　　韦树祥回忆，那个年代一边是粮票油票的限制，人们买不到东西；另一边则是打击 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谁也不敢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为了赚钱，1980年，韦树祥放下了手中的拨浪鼓，偷偷摸摸地在县城摆起了小摊。“都是些钮扣、针骨、缝纫针之类的小东西，几天就赚了6元钱，高兴死了！拿着那6元钱，比现在拿着6000元都得劲。”韦树祥说。

　　摆摊卖小商品让韦树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当时“左”的思潮并未完全消除，虽可以“鸡蛋换糖”，但摆摊做生意还是投机倒把的行为，因此那时的韦树祥没少被“围追堵截”。“哎呀，很辛苦。你去做生意，人家看你像看劳改犯一样，因为你是‘资本主义尾巴’。但我想，总有一天会允许我们挺起腰杆做生意的，你看，现在不是实现了吗？”韦树祥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