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夏天，我刚在《河南日报》上发表小说《雪夜》不久，参加了太康县文化局的业余文艺创作会议，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郁明堂先生。当时他有五六十岁，印象中有一米六的个儿，许是经常在阳光下劳作的原因，显得黑瘦黑瘦。也许是长期熬夜的原因，两只眼睛总是眯缝着，从没见他睁开过。他穿了一身土织粗布衣，对襟布疙瘩扣；唯有脚下的一双“解放”牌鞋是当时流行的，也潲了色毛了边儿。这装束，首先让我对他高看不起来，心想，这个土老头，也是摆弄文学的主儿？开会时，文化局领导王伯仁张口合口大谈“老郁”，又从知名作者靳志强口中得知，老郁解放后在《翻身文艺》（《奔流》前身）上发表不少小说、唱词、小戏曲，是太康县第一位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的人，是当时闻名河南省的著名农民作家——“两堂两柱”之一，可谓大名鼎鼎，这不能不使我刮目相看。
接下来，我跟他有了接触和了解。那时，文艺创作的春天刚刚复苏，太康县每年召开两次业余文艺创作会议，每次会议我们总能见上一面。当时的许—太公路很少通公共汽车，家里又没有自行车，为了省钱，每次接到开会通知，报到那天我都会在家吃过早饭，步行到四十里外的县城。记得有一次，我竟在独塘集附近遇见了郁先生。他也是步行，从他的老家芝麻洼出发，到县城的路程比我还要远上十几里路，我们真是不谋而合成了同路人。
文化局领导把我们安排在最好的住处——县委招待所，几乎每次都把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这就使我们有了直接交谈的机会。那时，我进城经常挎的是一个军绿色的挎包，而郁先生经常掂的是一个粗布的自己缝制的书包，还经常挽一个结。我比他就自然“高级”了一等。他包里除装着新近创作的作品外，似乎手里还捂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终于，我发现了这一秘密——那里装着玉米面掺红薯干面做成的窝窝头，还有一个玻璃瓶装着的自己腌制的咸菜，只是他吃的时候背着我。当时的物价，大肉是七角六分一斤，鸡蛋是二分钱一个，招待所的馍是两角钱一个，而会议补助是每天一元钱。如果一顿饭吃一个馍，再加上菜钱，这一元钱真不够用，还需家里的钱填补才行。自带了干粮节约归己，三天的会议省下三元钱，对当时的家庭生活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为这三元钱，我也学着郁先生，但我不带窝窝头，而是从家里带些生货——红薯，装在那挎包里倒也有一种“富有大度”的感觉。偷偷跟伙房里的师傅说些好话，让在笼上蒸一下。那个时代师傅们大都有恻隐之心，并不笑话这事，而是点头依允了。我和郁先生煞费苦心，每饭必是提前到达，单等蒸笼打开，伸手而取，头也不抬就走，到伙房大厅里抢占“有利地形”。当时大厅里有几个木制的屏风与外面隔开，里面放有两张木桌，类似现在的雅间。我和郁先生总是在屏风里边就餐，背朝外，用身体挡住所吃的东西，生怕别人瞧见，有失脸面。任凭外面的人吃饭时谈笑风生，我俩默不作声各自狼吞虎咽。等外面谈笑声渐渐远去，我俩做贼似的匆忙起身，仓惶逃向住室。
有一次，我问郁先生，这样下去我们会不会被人耻笑？他叹了一口气，说：“还讲啥耻笑不耻笑，能活下去就是万幸了。”他还心情沉重地向我讲述了“两堂”之一的冯金堂。
“刚解放的那几年，我俩去省里开会也是住在一个屋，他发表了很多作品，闻名全国，最后‘文化大革命’被人折磨得悬梁自尽。”
“‘两柱’之一的王根柱（商丘人），有一次在省里开创作会时，每人发了一张招待戏票，迫于生计，他就偷偷把戏票卖了，只卖了两角钱。后被人告发，当成资本主义的黑典型遭到莫名批判。结局呢，他从此与文学绝缘……”
我听了，为这一代文学创作者的命运唏嘘不已，叹道：“这么说，我们还是万幸！”郁先生接着拿起玉米面窝头，说：“这是乌金哪。”我惊讶地问他：“你也要过饭？”他说：“可不是，黄水来时，扶沟一带的人都逃到陕西去了，我们这带的人往东逃。有一次在安徽涡阳要饭时，主家问我哪儿的要饭的，我说：‘太康哩大爷。’那主家就大声呵斥我说：‘你这人怎么骂人！我是你的大爷还是你是我的大爷？’我说：‘俺出来要饭是为逃个活命的，哪敢骂人，是我把话说得连了。’”郁先生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接着他问我：“你啃的这红薯怎讲？”我调侃道：“红薯是我的命啊，要是一见到肉，那我就不要命了。”他听了咧着嘴笑了。这些事，过去多少年了，在周口和一个同乡小聚时，我抱怨最近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同乡幽幽说道：“与当年你去太康县城开会带着生红薯比，应该怎样？”我一惊，忙问：“你怎么知道？”他说，听太康马头的一位业余作者讲的。我说：“耻辱哇，耻辱。”同乡说：“这不是耻辱，你应该为今天的辉煌感到骄傲！”
在与郁先生相处的日子里，谈论最多的还是文学创作。有时他让我给他写的唱词提意见，我就直言快语地说出看法，有时我也把写的小说拿给他斧正，他总是出言谨慎。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他向我大谈他的创作规划，说要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电影文学脚本。冯金堂出版了一部《黄水传》，他这一“堂”要拍一部黄水泛滥时期的电影。他还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初步构想，开篇的画外音是黄水来时，一个在船上刚出生的婴儿哇哇的哭声，他还亲自模仿婴儿的呜啼声。现在粗略算来，他的这一宏伟构想比起李准的《大河奔流》早了十年，比冯小刚、刘震云的电影《一九四二》超前了四十年，堪称小人物大愿景啊。
后来，我赴周口供职，家也搬了过来，多少年过去了，再也没见到郁先生。但郁先生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我也曾多方打听，询问到芝麻洼乡文化站的老黄时，他说郁先生已经回他的山东老家了，后来我又打探，老黄跟我说郁先生回来了一段，后来不知为何又走了，再后来，也就没有任何音信了。
郁先生，你可曾知道，你当年的文友，在永远怀念着你。你那朴素的身影，你那实实在在不张扬的人品，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一直在向你学习并秉承一生。你在天堂还好吗？那里，应该是一个极乐世界，你不再颠沛流离，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忍气吞声，也不再被人冷眼相看。
郁先生，我在你遥远的家乡，祈愿你在那个世界永远快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