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张伯驹传》出版之际

　　■张恩岭

　　2013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在“新书架”栏目，以头题位置报道了《张伯驹传》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消息，并特别指出，本书是张伯驹家乡人撰写的一部传记。在我国出版界和各大报刊上关于张伯驹的书籍和文章不断推出，唯有这一本《张伯驹传》是周口人写的，从而填补了家乡人在张伯驹言说和评论上的空白。作者张恩岭说：“这使我感到欣慰，这是家乡人倾情支持的结果。”

　　张伯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词人、收藏家、戏剧家与书画家，其一生具有独特个性与独立精神。本书是张伯驹家乡人撰写的关于他的一部传记，包括“传记”与“生平简表”两部分。作者以严谨态度记述了张伯驹的生平，并对历史资料做了重要补充。

　　这部书是怎样出版的

　　有学者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许多读者是热爱传记文学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日报》特意向读者推荐了这本书，我也非常乐意把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心得向读者作以汇报，以期得到大家的指正，并对推动周口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尽些薄力。

　　就在《人民日报》刊发拙著出版的消息之后，我先后收到了一些知名学者、专家撰写的评论《张伯驹传》的文章，征求我的意见。如知名学者、《聂紺弩刑事档案》的作者寓真先生的文章《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孔令环的文章《豪华落尽见真情》等等。一篇篇文章充满了作者对张伯驹先生的厚爱和对《张伯驹传》的肯定与希望。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感到成功来之不易。这本书初稿成于2011年春，我同时向三家出版社投稿，有两家出版社直接退稿，原因虽不尽相同，但其中两点是共同的，一是作者不是著名作家，二是担心出版后读者不多，经济上要赔本。失望之余，忽接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刘玉女士电话，她热情地说，该书文字深沉可读，叙事严谨，可惜我社刚出了一本关于张伯驹生平的书，不易短时间再推一本，拟转介到花城出版社，可否？我当即回答可以。

　　不久，就接到了花城出版社林贤治先生的电话。他说，张先生，我们决定出版你的《张伯驹传》，该书颇有新意，我们认可你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写作态度和求实精神。我听了这句话已是热泪盈眶。林贤治，虽不曾谋面，但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文史界知名学者，著作有传记作品《人间鲁迅》，自选集《娜拉：出走后归来》，及其他作品《绝望的反抗》、《旷代的忧伤》、《呼喊与耳语之间》等多部书的出版。他的认可，无疑是分量极重的，但我心里想，林贤治就不知道我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吗？他就不怕经济上的赔本吗？

　　看来，学者的思维是异于世俗的。这也使我感到天道酬勤，心血不会白费，追求必有所获。一个人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气馁、不灰心、坚持下去，必有所成！伯乐常有，关键是自己有没有磨炼成千里马的决心，即使成不了千里马，只要磨炼了，也无遗憾可言了。

　　我是怎样写成此书的

　　此书写作过程一言难尽，这部书从产生写作欲望到搜集资料，学习传记写作知识，到反复试写、文字推敲、润色修改，前前后后用了将近30年。

　　1986年，我承担了《河南省志》人物传张伯驹简介的撰写任务，进京调访张伯驹的生平资料，走访了张伯驹生前所在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他的家人，张伯驹的艺术成就及其命运、人品都使我惊叹和感慨。因而产生了为其立传的欲望，为此想到了去北京大学深造文学传记写作知识。这一想法得到了肖士栋教授的支持，他亲笔给时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的董学文写信，我持此信到北大见到了董教授，他支持我到北大进修，并说，可优惠部分进修费，每年仅需八九百元即可。想不到在今天仅是一桌普通饭菜的数目，而当时竟然难住了我，最终未能进入北大，至今忆起仍深感遗憾和痛心。但是，为张伯驹先生立传的梦想，并未熄灭。

　　此后，我更加留意对张伯驹资料的搜寻和对传记文学知识的学习。每次进新华书店，见到此类书籍能买则买，不能买便抄。一次在郑州书店，看到黄永玉一篇写张伯驹的文章收录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我就席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口气抄完了这篇文章。多年下来，所获颇丰。为张伯驹立传的另一个动因是张伯驹是我的堂舅父。他和我母亲是堂兄妹，我的姥爷张钟芳与其父张镇芳是排行兄弟。这一关系在改革开放前的岁月里，带给我的是每一个人生节点上的挫折和压抑，但割不断的亲情使我对张伯驹既躲闪，又亲近。又因我多年从事党史研究的体会，由对极“左”年代的反思及自身的切肤之痛，更加深刻理解了张伯驹在其后半生所遭到的磨难及对其气质、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与崇仰。因此，我决心创作《张伯驹传》，书不写出来，誓不罢休。

　　最后奠定我写作《张伯驹传》厚实资料基础的机遇是2007年。项城市政协决定编纂《张伯驹先生追思集》，派我广泛深入搜集资料。因此，我得以四上北京，并周游天津、南京、石家庄等地和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特别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大力支持张伯驹家乡的这一工作，并为我执著的精神所感动，破例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得以深入了解了张伯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经历，更有勇气去否定或纠正关于张伯驹述说中的误传，还原史实的真实。

　　2009年，我进入了真正的写作阶段，至初稿完成整整两年，这是异常艰苦的两年。白天，我要到单位上班，只能星期天和晚上铺开稿纸构思传记。差别很大的写作体裁，常常使我的思路和文笔难以自如地完成转换。还有一个问题影响着我，我写作时不是孩子捣乱我，就是我影响了家人，于是我干脆钻到较为清静的地下室，搞起了“地下工作”。这里没有食品、没有床，正好可以“废寝忘食”。

　　但层次较浅的地下室也不是冬暖夏凉的安乐窝。夏天蚊子咬脚，我就穿上胶鞋；冬天太冷，我就棉袄外面套大衣，坚持不掇。更是常有这样的时候，吃饭时，忽然放下筷子，翻开笔记写上一阵儿，或半夜三更披衣而起，再写上一阵儿，甚至在汽车上、火车上，还时不时掏出小本本写上几句，在别人看来，一副走火入魔、不可理解的模样，我也自知，已进入到梦里还在写作的痴迷状态。

　　一位古人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人无痴不可与交”。意思是有癖有痴之人才有真性情，真执著，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看来我也有了癖、也有了痴，只是也有了别人怪异的冷眼和嘲讽，但我无悔，任别人说去，自走自的路。前年，我曾为三十年的工作写照作过一首诗，“面壁求知三十年，韶华渐逝鬓毛斑。人文史实存心底，先烈精神蕴笔端。考证难逢春雨暖，著书惯伴夜风寒。有缘明月常邀我，一片痴情可对天。”这首诗对我写作《张伯驹传》的过程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我是怎样追求传记的真实与艺术的

　　我的职业是地方党史研究，秉笔直书和实事求事是职业习惯，也是我崇奉的准则。我的坚守就是：真实是传记之本，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而我所看到的一些记述张伯驹生平的书籍与文章，大都是事实与传说与合理编撰杂糅在一起，如关于张伯驹受聘文史馆员一事，以前已形成的流行说法，即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意外发现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代周恩来办理的。这其实只是一个传说，而真实情况是章士钊先生的帮助和周总理的批示，其过程是很曲折的。因此我认为，在传记写作中，还是还历史的真实为好，否则，严酷的现实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了。

　　除了史实的失真以外，在张伯驹生平的一些述说中，其真实形象和精神世界也被扭曲了，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把张伯驹描绘成一个十足的“民国公子”、“京城玩主”，或大藏家，以其风流倜傥的生活和传奇的收藏故事为素材，加以赞美和再传奇；一是把张伯驹的形象加以“政治化、理想化和想象化”，把他写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或模范人物，再加上一些豪言壮语，以树立一个榜样。

　　其实，张伯驹是很有个性和主张的人，他是一个既不去适应也不会适应任何政治气候的文化人，更有着独立的个性和人品。在“文化大革命”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恪守做人的根本。他去登门吊唁张伯钧，他为陈毅去世而写下悲愤、激昂的挽联，显然是用同一种人品对待政治身份截然不同的人的。这一点如果没有罕有的勇气是很难做到的。其实，我们学习的正是张伯驹所坚守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刚毅和清正，这才是我们写作传记的要义。否则，一个被戏说、并不真实的人物形象，对历史有何意义？对生命有何意义？

　　怎样才能写出真实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世界？我以为，传记写作中，传记作家和传主在身份、经历、气质、兴趣、价值观等方面尽可能多些一致性，才能有利于形成对话和互动关系，传记作家才能理解传主，对其命运和人生选择做出准确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我自不能与张伯驹先生相比，但我却愿意尽可能加深对传主的理解和体验，更多地通过历史背景、生存形境和人物关系来理解传主。

　　对于《张伯驹传》写作的艺术追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在这方面主要是处理好结构和语言。在传记结构上，《张伯驹传》有其特殊性，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或政治家，按照其生命进程并写清各个阶段的主要创作和活动即可；他是一个兼诗词、戏剧、收藏、书画多种艺术于一身的艺术家，且许多艺事是在同一年代交叉进行或同时进行的，如何叙述是个难题。我对他前半生的活动采取了“花开多头，各表一枝”的写法，兼顾时间性。这种写法，可称为“横排纵写”。建国以后，是张伯驹的后半生，是其在不断政治进程中屡遭磨难，而愈显其骨气奇高的阶段。这一阶段采取按年代顺序写清他在各个时段的生活和艺事活动，这种写法可称作“纵排横写”。这样写大体做到了脉络和层次的清楚，让读者觉得有条理。

　　传记文学的语言也是很重要的，有人指出：传记文学，魅力四射。这魅力也来自于语言，如果语言读起来平淡无味，枯燥无味，再好的创意也难吸引读者。因而，这部书的语言我采用纯文学语言叙述，尽量做到平实、朴实、晓畅，同时，又要意味深沉，尽量意蕴丰厚，兼含哲理，能给人启发和感悟，以增加美感，净化心灵。在每章每节的结尾，我力争用卒章显意的段落和语言，突出本章本节的主题和情感，做到余味耐品。例如“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才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超越时代的人间真情正是中华民族所景仰的高尚人格节操的体现”。一些读者反映，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他们，常常掩卷深思。

　　巾短情长，不再赘述了，一部书的出版，也不意味着这部书的完美无缺。我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能对此书多提批评意见，以便我再作修改加工，不断地臻于完美，为树立周口文学的形象，树立周口历史名人的形象做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