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德斌

　　一些地方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一例器官甚至要捐10万元。红会称捐款用于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公开。中国器官资源多掌握在地方红会手中，卫生部研发的计算机分配系统仅能调控1/3的器官。

　　捐赠讲究的是自愿原则，而非他人强迫。如果报道情况属实，一些地方红会疑似利用垄断器官信息资源优势，对医院进行索捐。如此做法岂非涉嫌变相搞器官交易？

　　政府在倡导免费捐赠人体器官，并积极展开宣传和试点工作，以改变民众的滞后思维，并推进器官捐献活动，让更多患者可以换到合适器官，延长生命。这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情，但一些地方红会的“索捐”举措，使得器官捐赠“变味”，索捐所得资金亦缺乏明细账目，不仅有损器官免费捐赠活动，潜藏腐败黑洞，也伤害到民众感情，理应遭到谴责。

　　我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但在现实操作中，由于红会垄断器官捐赠信息资源，医院要从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才能顺利拿到可移植器官做手术。可见，本来应该公开的器官捐赠信息，反而被某些机构利用成为索捐工具，暴露出器官捐献体系存在的管理问题。

　　据报道，卫生部研发的一套自动分配器官的计算机系统，已投入运行2年，但它并没发挥人们所预想的作用。报告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捐献进入自动分配系统。在强制性规章缺位的情况下，致使系统外的捐赠器官信息资源失去控制，一些地方红会则成为最大的获益者。显然，要想堵住器官捐赠信息黑洞，防范他人从中获利，就应建立全国强制规定，所有捐赠信息均在第一时间登录系统中，由其按照医院需求公平合理分配。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的捐献者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可见，需要建立完善的补偿救助机制，既防范器官捐赠者因手术陷入贫困，也为器官捐献发展打基础。而红会通过向医院索捐而获得资金，用于对捐赠者家庭进行救助，其出发点虽属善意，但其行为已经涉嫌触及民众的情感底线。因此，需要杜绝一切索捐行为，同时完善救助机制，鼓励社会各界向器官捐赠救助基金捐款，为器官捐献体系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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