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竟然住了25个单身小青年，除了保留厨房与卫生间，两个房间和客厅全部摆满了上下铺床。这不是发生在城乡结合部，而是在每平方米售价高达6万元的北京东三环附近的高档公寓里。这套两居室原本每月租金约8000元，靠出租床位竟然能达到每月2万元。当地派出所表示，这些“鸽子笼”的群租房将被清理，若拒不拆除的，将采取强拆。

　　虽然新闻中说“住进了25人”，但事实是，租住者不过是在这里找到了一张每月800元的床位，并且，床位是如此的“不堪”——“每天洗澡至少排队两个小时”、“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臭味”。而居住者之所以如此选择，不过是因为它距离公司很近。

　　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派出所方面进行治理的善意，过于集中的群居，是安全隐患所在，也可能会对小区内其他住户的正常起居带来影响，但“要求租户不得续交房租，否则后果自负”的最后通牒，仍然令人倍感遗憾。狭小的80平方米房子里，为什么有25个人执意要“挤”进来？它对应的只能是某种“居北京不易”的现实，不仅买房是许多人终生都难以实现的奢望，水涨船高的租房市场也让暂时的安居成为不可承受之重。那么，选择低等旅社式的群居自然成为选择。

　　执意要挤进群居房里的外来打拼人、誓将“秩序不和谐者”驱赶出小区的治安者，两者在这里是对比，也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生存隐喻。在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里，我们总是容易见到此等的角力。不论生活如何艰难，总有潮水般的年轻人试图闯进来，但城市的有限资源和承载属性，又总在表现出某种抗拒性。最终角力的结果，就犹如对待群租房的方式：城市的管理法则在以刚性力量的途径体现，相对“势单力薄”的拼搏者，只能再去寻觅下一处廉价的暂居之地。

　　再去做过多的抒情，其实都于事无补。需要重复发问的是：为什么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有着如此坚定与不衰竭的吸引力？那些曾经逃回家乡二、三线城市的打拼者，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北上广不是可轻易生存之地，而相对落后的家乡也已非“桃源”，发展机会的匮乏，人际交往之间看似不可突破的关系网，让北上广等城市显现出机会众多、发展相对公平的特征来。由此，“娜拉”重新归来，即便压力依旧在，即便“租床位”依旧是必须的，狭缝中的青春，也要随梦想而安顿。

　　别去轻易驱赶“租床位的人”，作为现代的“人”，他们理当赢得有尊严的城市生存方式，不让青春与沉重同行。对于北京等大城市来说，如何处理并不鲜见的群租社会问题，让每个外来人员都能自由地居住下去，这考验的是管理者的具体行政智慧。与此同时，大城市的社会资源必须要向中小城市转移，让其创造出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小城市则要努力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推进法治政府和公平社会环境的形成。这样，大城市才不会成为打拼者必然的选择——事实上，以上都是被重复过千百次的常识，现在只待兑现，兑现是为了实现均衡的城市化进程，也是让年轻人的激情不至于在一张租来的床位前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