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9月5日上午，“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杨达才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获刑14年。

　　从在事故现场不合时宜的“一笑”，成就“表哥”名声，被当地纪委调查，到被证实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免职，再到今日获刑。一年来，“表哥”杨达才的命运变换，展现的恰是一个成功的网络反腐路径。鉴于此，有人将“表哥”的终获刑，视为对于网络监督的一次良好回应。但是，若无基于个案之上的制度性反思，“一次良好的回应”，终究难解反腐之困。

　　就案件审查而言，舆论的质疑并没有随着案件审判的结束而消除。如，检方在列举杨达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据时，只是将其银行存款作为依据，并没有涉及其他形式的财产，而对于其名表的来源及是否涉及贪腐问题外界仍无从知晓；再比如，“表哥”仅有的25万元受贿，还是源于自供才被查实，由此联想到其高达千万的财产中，有一半以上来源不明，这之中是否存在某种侦查不力，同样令人遐想。

　　近年来，类似的个案，已经不少。然而，之于反腐，民意的期盼绝对不止于靠“意外”扳倒“表哥”、“房叔”。也就是说，当我们欣喜于网络监督所展现的现实力量之时，对于个案中所暴露制度性漏洞的反思与纠偏，或才刚刚开始。

　　就在“表哥”被查，就有大学生申请公开其工资收入，此一个体行动所追问的官员财产公示，再一次被“表哥”被查后的财产清单所证明；网络监督虽已多有斩获，但“公民在场”的监督格局以及举报权利的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表哥”落马肇始于“微笑”，但反腐从来是严肃之事。每一起个案的胜利都值得肯定，但一次次大同小异的“官员落马记”之后，反腐环境怎样实现根本改良，依然是我们必须继续求索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