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春节，我拥有了一双日思夜想的皮鞋。

　　我周围没有穿皮鞋的人，穿的大多是一针一线纳底，再把鞋面缝制上去的手工鞋，粗糙而笨拙。我有个同学，他父亲在外地做事，给他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我记得好像是上海生产的“回力”牌。他穿在脚上，一下子吸引了全校人的目光。他生怕弄脏了鞋子，拿一块塑料布包住鞋底，走路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我偶尔去镇上赶集，才见到有人穿皮鞋，我总会身不由己地跟着，感受皮鞋在路面上起落的那份潇洒与惬意，想象着鞋子里面的脚，该有多么舒适与温暖。皮鞋敲击路面那种“咔咔”的声响，更是让我无比着迷。不管穿皮鞋的人是高低胖瘦清浊俊丑，看上去都那么威风体面。我想要一双皮鞋。做梦都想。

　　学校放麦忙假，我拼命帮爸妈干农活。用铲子抢麦，装车，摊场，起场，晾晒，装卸，入仓，我渴望家里大丰收，渴望家里富足，如此，我才有可能张开口，让妈去镇上那家最大的商店，给我买回一双皮鞋。但是，家里并不见多余的钱。交完公粮，余下的小麦刚够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家里又没有别样收入，仅靠田里固定的进项，却要应付一年的开支，还有我那笔不少的学杂费。一日，爸对妈说：“辉今年干活卖力，给他买点啥吧。”我心里怦怦跳。妈停下打棉花杈的手，转头问我：“辉，给你买件短袖衫吧？”我摇头。妈问：“那你喜欢啥？”我想要一双皮鞋！但我望着辛苦操劳的爸妈，却说不出来，只好又摇摇头。爸欣慰地笑了，说：“辉上初中了，长大了，懂事了。”我深深地勾下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那年风调雨顺，我家的棉花大丰收，爸妈早出晚归，异常劳累，但脸上却满是笑容。我也抽空帮家里摘花，把一堆堆白云般的干棉花背回家，堆在东屋里。“白云”越来越多，堆满了半间屋子。爸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推开东屋的门，看着棉花垛，呵呵地笑，晚上睡觉前，又去东屋，对着棉花垛，呵呵地笑。爸说：“今年要过个肥年了。”入冬后，爸妈用架子车拉了好几次，才把东屋的棉花垛运去棉花厂。

　　春节到了，爸计划了要买的年货，还特意嘱咐妈，去镇上给我和弟弟买件好衣裳，还要妈买一件大红袄穿上，说喜庆，明年日子会更红火。妈说钱可不能乱花，要攒着给我和弟弟上学用。

　　我和妈到了镇上，我又看见了穿皮鞋的人。移动的皮鞋变成了大磁铁，我的目光成了碎铁屑，噼里啪啦地飞附到了磁铁上。妈没有买红袄，没有给弟弟和我买衣裳，只买了半斤红枣，蒸枣山枣花用。回到家，妈和爸在里屋小声地说着什么。

　　妈和爸去了一趟镇上，回来时，妈从怀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大声地喊我。我接过去，打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一双皮鞋。一双黑色的皮鞋，闪着熠熠的亮光。我快乐得不知如何是好，眼睛里溢满泪花。我进屋换上皮鞋，昂首挺胸地走出来。爸妈也很高兴。其实，皮鞋没有妈做的棉靴暖和，也说不出有多舒适，但，它是皮鞋啊。我骄傲地在村里走了一圈儿，收获了无数羡慕的眼光和赞叹。

　　回到家，我看见妈穿着洗得发白、左肘打了个补丁的蓝袄，正忙活着刮鱼鳞；爸嘴里叼着根劣质烟，正在宰鸡，他脚上的棉靴露出了肮脏的棉絮；两岁的弟弟，穿了件我小时候的袄，袖口、领子都磨烂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满心喜悦烟消云散。我不敢低头看脚上那双闪闪发光的皮鞋。我难过得快要哭了。

　　再走出屋，我脚上是双温暖舒适的棉靴。妈问：“咋不穿皮鞋了？”我把头扭到一旁，说：“皮鞋冻脚。妈，你去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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