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慈爱的面容依然刻在脑海、印在心田。她生前像一棵百年老树，无私地用绿荫庇护着满堂儿孙；她累了，就化作一片飘摇的树叶，轻轻地融入了故乡的黄土地。

　　祖母是旧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劳动妇女中的一员。一九一八年正月初八，祖母降生在豫东大地一个小小的农家院落。她的命运与众多的旧中国农村姑娘一样，十八岁嫁人，十九岁生子，二十岁以后又生育了两个女儿。中原大战的炮火击碎了祖母的私塾梦，抗日战争的硝烟惊扰了祖母的小家庭。她整天惶恐不安，战战兢兢地给地主种田，畏畏缩缩地哺育着自己的儿女们。父亲回忆祖母当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样的苦日子啥时候能熬到头啊！

　　祖母不识字，她的梦想就是让儿女们进学堂读书。一九四五年秋，祖母有一天梦到东方有祥云和曙光升起，她找人占卜以后，决定量力而行，把姑姑留在身边，把父亲送到私塾去念书。一九四七年，祖母做了一件一生中最自豪的事儿：她手拉着年幼的姑姑，跟着村里的平板小轮车队伍，把积攒的衣物和粮食送给了解放淮阳的亲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祖母的供养、父亲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一九五七年盛夏的果实：父亲考取了甘肃师范大学，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县第一个（批）本科生。那年初秋，祖母省吃俭用，东拼西凑了八块钱把父亲送上了西去的火车。

　　贫穷和动荡笼罩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六十年代。虽然父亲已经在西北山区参加教育工作，但家庭的重担还是压得祖母抬不起头来。祖母节衣缩食，踮着小脚，以瘦弱的身子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一九七二年，祖母因患障碍性贫血大病不起，父亲用尽所有积蓄，带着天坛医院的特效药挽救了祖母的性命。此后的近四十年里，祖母虽瘦弱但一直健康。

　　我对祖母有着双重情结。我出生在那个充满浩劫的时代末期，母亲先前已经哺育了四个儿女，挨到我时奶水已干。那个时候还是生产合作社，母亲是党员，为着全家人的生计，不分昼夜拼着命地挣工分，甚至很少有时间拥抱自己的儿子。祖母很喜欢孙子，她闲暇时候总是陪着我玩，她的小手绢里总有我喜欢的好东西，好吃的或是好玩的；我哭闹不好哄的时候，她无数次把我搂在怀里，做出哺乳的样子逗我开心；我吃东西的时候，祖母会盯着让我吃完，以免姐姐们分食。缝缝补补，磕磕绊绊，祖母给了我太多母亲般的关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比母亲还要亲。

　　我求学的岁月里，家庭负担依然很重。 因为那时候农民负担多啊，小麦亩产三五百斤，夏季交公粮，秋季还得交三款，最后自家仅仅顾得上温饱。不管是田间地头还是做家务，祖母一直忙碌着，没有怨言也从未说过一声累，她的梦想是早一天看到孙子成家立业，能跟着孙子享几天福。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的国家渐渐富强起来，人民生活都好起来了。我的姊妹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都学有所成，分配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祖母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某年的一个除夕夜，她在老家的堂屋里供上香烛，拜过毛主席老人家之后，说了一句时髦的话：我年轻的时候梦到共产党好，还真是看对了。

　　全家人过上了好日子时，祖母也到了耄耋之年。她身子骨还算硬朗，可惜患了老年痴呆症。父亲为帮我照料年幼的孩子，和我住在一起，那几年祖母也跟着我们一块儿住，两张床一并，父母和祖母就挤住在一起。虽然每天吃的没有山珍海味，住的更不是富丽堂皇，但四世同堂，互谦互让，互相照顾，却也其乐融融。当年祖母大脑已经混沌，大小便也失禁了。连续三个冬天，因为祖母不配合，我和父亲每晚合力才能为她穿好纸尿裤；从祖母卧室到卫生间的地上，每天都会有祖母的大小便，但孝顺又勤快的父亲会及时地把每个角落都清理干净。家里通风很好，很少闻到异味。工作之余，天气许可的周末，我会把祖母从六楼背下去，用车载着祖母、父母亲和我的孩子，去郊外或者广场兜兜风，站一站，换一换空气，调整一下心情。

　　这样的状况没有维持多久，祖母已经明显苍老了，一次感冒，就差一点要了她的命。全家人商量之后，认为叶落须归根，才紧急决定把祖母送回老家，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回到故居后，祖母依然被幸福包围着，因为儿女们都陪在她左右。父亲和祖母睡在一个房间里，父亲会很耐心地喂她吃饭，一筷一筷，一勺一勺。祖母晚上每次醒来，都会呼唤父亲的名字，父亲明明知道没有事情，也会马上起床，打开电灯，问祖母哪儿不舒服。

　　父亲的孝心出了名，县政府有关部门知晓后，给我的父母颁发了荣誉奖牌，还奖励了一台洗衣机。

　　二零一零年除夕夜，父亲喂祖母吃饭，祖母吃了两口，第三口饭就卡在喉间，不能下咽了。祖母微闭着双眼，面带慈祥的微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刻，我握着祖母的手，仿佛仍能听到她的心跳，我仿佛回到了甜蜜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