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父亲说过：“要饭时，妈都是把要来的第一口让孩子们吃，孩子们把要来的饭的最后一口留给妈，已也算孝顺了。”我常常反思，我固然不能把“第一口饭”让妈吃，但能不能不要等到最后一口才留给妈……

　　——题记

　　今年七月二十七号，听说母亲胃病复发，我又一次接她回周口。与哥、小妹一同到医院给她检查，所幸并无大碍，包了几包诸如吗丁啉之类的西药，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今年的夏季特别热，我和妻子就把母亲安排在女儿屋里，因为只有女儿屋里装了空调（女儿在北京工作）。特别热的那几天，一向怕空调的我和妻子也不得不和母亲休息在一个屋里，躺在一张宽一米八的大床上。

　　“几十年没有跟俺儿睡在一头了。”母亲笑着说。是呀，我已逾不惑，而今又和老母亲睡在一头，顿感幸福。依稀回到孩童时期，享受着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幸福，那样的无忧无虑，那样的安全与安详，那是种天堂般的温暖！

　　但，心中很快便滋生一丝伤感，一丝莫名的沧桑之感。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甘苦交替……

　　妈还在三岁多的时候，中原发了黄水。五岁多的时候，姥爷一家就随着同村不同村的逃荒大军，一路向西乞讨。由于年幼，加上营养极度不良，跟不上脚步，妈便由姥爷姥娘舅舅轮番背着赶路。一路忍饥挨饿，一路风餐露宿，从农历二月出发，接近麦熟才来到陕西曹怡（音，母亲口述），在一尚姓大户人家，姥爷、舅舅打起了长工。

　　到了陕西的第三年，妈腰部长了恶疮，几个月来，姥爷一家在恶梦中度日。姥娘给她熬中药，换膏药。每换一次膏药，或挤一次脓，妈就撕心裂肺地大哭……苍天有眼，五个月后，差点要了妈的命的疮居然好了！

　　熬过漫漫长夜，升起了鲜红的太阳。我记事的时期，已是生产队了。那时的农村并不富裕，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也许是苦日子过惯了，包括母亲在内的大人们都极力反对一丁点儿的浪费。孩子们吃剩下的馍头儿、红薯头儿，她从不舍得扔掉；甚至在刷锅时，粘在锅底上的饭渣（面条或者稀饭）也就着锅铲吃下去。

　　母亲白天干生产队的农活，收工回家后还要做一家十来口人的饭。晚饭后，不是纺花就是做针线活，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常常干到半夜。我曾几次看见她拿着针的手，动着动着突然停在鞋底上或正要缝补的衣服上，同时头猛地向下一勾。我赶紧喊：“妈——”她“啊”了一声，重又睁开困顿的眼，强打精神继续做活。

　　母亲不仅孝顺，还是大度与忍让的，几近逆来顺受。青壮年时的父亲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就对儿女们及母亲大发脾气，有时甚至是拳脚相加，母亲从未反抗。我知道后，心中便充溢着揪心的疼痛与无名的怨恨。纵然这样，也丝毫没有改变她对爷奶的孝顺、对父亲的体贴和对小姑的关爱。

　　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患有贫血症，食欲不振，母亲就给予我特殊照顾。所谓特殊照顾就是改善伙食——做馍时红薯面里掺点儿玉米面。这样，在吃饭上我家由原来的两个等级增加到三个等级。如果说奶奶是“一等公民”、常年吃一风吹（一种把麦麸也打成面的打面方式）好面馍的话，而我便是“二等公民”了。

　　我兄弟姐妹一共九个（大哥早年去世），母亲用羸弱的身躯与父亲一同把我们一个个一把屎一把尿地抚养成人。她用全部的精力维系着家的温暖。过度的疲劳，使她的脊背弯成了一个问号。而今母亲已逾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的生活起居还能够基本自理，还能够与我们有说有笑——这便是我家最美好的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