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

　　那年冬天，我随同村的钢叉去建筑工地打工。

　　在工棚里，钢叉和几个人抽着烟用扑克赌钱。我掏出本小说，不由得苦笑，光线太暗了，随手一扔，砸着了邻铺的人。他揉着眼支起头，我忙道歉。他没说话，看了我一会儿，又躺下了，打开收音机，有个打牌的人喊：“老歪，声音放小点，老子输钱了，小心拾掇你。”他把音量调小了。

　　天上星还未散尽，哨子声响起来。我用馒头夹根腌红萝卜，舀一碗小米稀粥。看墙外一棵削断头的梧桐上飞旋起无数叽叽喳喳的麻雀，东方泛起一溜溜的鱼肚白。饭后集合，工头开始分活。

　　我跟着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运砖头，他太邋遢了，一件半大的袄，已经分不出质地的颜色，看上去灰乎乎的；一条黑裤子，满是污垢；脚上穿一双旧解放鞋；头发不算长，却脏乱；胡子茬和脸上的水泥灰、油灰很好地结合了；皱纹里一双不大的眼。他走起路，耷拉着脑袋，迈左边的脚身子就向左边歪，迈右边的脚就向右边歪，我差点笑出来。

　　他忽然问：“你多大了？”我迟疑了一下答：“十六。”他站住了，好像想什么事情。工头直着嗓子喊：“老歪，快点干活去，找骂呢还是今天的工不想要了？”老歪连忙快步走，身子晃得更厉害了。

　　装砖头时，老歪说：“你站里面些，看见戴红安全帽的过来再干，没人就歇着。”他装砖头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他拿起一块砖头，反复看，像琢磨一件奇特的物品，然后，再慢慢地放进车斗里，像电影上的慢镜头。他不爱说话，说话时又不看你的脸，好像是自言自语。他说：“你应该上学，要不，去哪里学个技术吧，才十六啊。”

　　晚上，工棚里的人大都出去玩了，老歪好像睡着了，我一个人听着收音机。钢叉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进来了，他走到我身边，看看老歪，老歪发出轻细的鼾声。钢叉说：“焦辉，想不想挣钱？”我说：“这不是废话吗？”他压低声音说：“明天晚上，跟我们出去吧，挣大钱。”我犹豫了一下。他说：“干一次，顶你在这累死累活几个月。”我心动了，说：“中，我就干一次，挣了钱回家接着上学去。”

　　第二天我干活心不在焉了，老歪问：“病了？”我摇摇头。他说：“肯定病了，还不轻呢。”我没理他。下午工头派活，让我和老歪去抬一个电机。电机不大，有四十来斤，我在前他在后，用一根钢管抬着，轻轻松松地走。走着走着听见“啊”一声，我忙转身，看见老歪绊倒了，电机不偏不倚地正砸在我右脚上，这下轮到我“啊”了，一阵钻心地疼，看，血流出来。

　　老歪连忙用小斗车拉着我，去了工地旁边的诊所，幸好骨头没事，皮外伤，上完药就回来了。工头骂了他一顿，老歪一迭声：“都是我的错，药费我拿，他的伙食费我也拿。”钢叉说：“焦辉不能干活了，每天的工钱咋办？”老歪说：“一天十七块三，我出。”都不好再说什么了。

　　晚上，钢叉他们几个出去了，天明才回来。这天钢叉没出工，蒙头睡觉。下午，他买回来几瓶啤酒，几根火腿肠，我是第一次喝啤酒，晕得不行。钢叉说：“我分了一千多块呢，你砸着脚了，没去，真亏啊。”我遗憾而且羡慕不已，更加恨老歪。钢叉安慰我：“伤好了，再跟我们干，准能发大财。”

　　过了几天，我已经能慢慢地走路了。这天上午，我歪在工棚里看书，钢叉和几个上了夜班的工友都在蒙头大睡。忽然进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冲到我面前，低声却威严地说：“我是警察！不要动！”我吓得目瞪口呆。他手里拎着枪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结结巴巴地说：“焦……焦……焦辉。”另外几个人也拎着枪，站到那些蒙头大睡的人前。一个人大声喊：“钢叉，钢叉，快起来。”钢叉掀开被子揉着眼答：“谁？弄啥哩？”“你是钢叉？”“是啊，干啥哩？”“警察！不许动！”几个人扑过去，摁住了他。

　　钢叉鬼哭狼嚎起来，惊醒的工友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进来了，钢叉被抽去了皮带，戴上手铐。几名警察架着他走出工棚，钢叉浑身筛糠，变了声调地哭喊着，小便也失禁了。钢叉大我两岁，今年十八了。我忽然浑身颤抖，牙齿咯咯喳喳地互相撞击着。

　　后来知道，钢叉他们那晚打劫了一个男人，那人拼命反抗，被踢到天桥下摔死了……

　　我在钢叉被抓后，发起了高烧，老歪送我去打了吊针。烧退后，我决定回家。

　　老歪一直把我送到了车上，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送给我。他说：“一回也不中啊，我有个儿子，高高瘦瘦的和你差不哩，警察去抓他，他吓得从六楼跳下去，摔死了。”我猛然愣住，老歪慢慢地走出车站大门，我才回过神来，已然明白了一切，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车开动了，我打开老歪送的书，发现里面夹着叠钱，半拉烟盒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该（孩）子，去上学巴（吧），要不，学个记（技）术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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