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锐

　　“老啃族”与“啃老族”是一组相对又相关的词汇。当掌握现代网络话语权的年轻一代在讨论“啃老族”时，必然会有一些人超然事外却又心态复杂，例如刚刚在城市立足甚至未及立足的“老啃族”们。

　　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老啃族”这种“还债”和反哺，往往首先是道义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约意义上的。它充满了温情和道德感，以致年轻人很难理性地正视，遑论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拒绝。

　　面对家庭的求助，有经济能力的“老啃族”大多会全力以赴，可是财务状况欠佳的则会面临两难。正如新闻中所言，他们的选择，往往难以得到家族的理解，甚至会遭受负面的道德评价。

　　可是，这个沉重的道德和经济负担，其实不应该完全由“老啃族”这些并不算强大的个体来承担。往往被忽视的是，承担这个责任的主体，其实还有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

　　“老啃”现象存在已久。毋庸讳言，长期以来，“老啃族”对农村的物质供给和赡养，很大程度上是在为缺位的公共财政承担责任、行使职责。换言之，这些由农民子女还的“债”，其实是公共财政欠下来的。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形式服务工业和城市，许多农村却陷入凋敝。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有了增长，但并没有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至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也曾长期没有顾及农民。当然，如今情况正在好转。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老啃”现象应有望得到逐步缓解。

　　因此，对于“老啃族”面临的经济和道德两难，社会应多一些理解，少一点苛责，公共财政更应承担起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