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一直都想写写父亲，但又总感到无从下笔。夜不能眠时，脑海中总闪现着父亲的身影，往事像电影片断一样忆起。

　　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是很严格的。上小学一、二年级用铅笔写字，三年级当同学们还用铅笔时，就让我用钢笔写字，又开始教我练毛笔字，先写小楷，再写大字，到四、五年级时，我的毛笔字在班内就名列前茅了。考初中时，由于字体优，还加了分。这也为后来当兵时从事文字差事，退伍后教学，再后来写稿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过的还是“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无法活”的生活，常年也难吃上一顿白面馍。父亲在工厂里每月26斤口粮标准，每顿能吃上两个小白面馍，每逢星期六回家，总要用小手绢包上四个，给自己的孙子捎两个，剩下的两个给爷奶分享。

　　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入的党，他热爱党，忠诚于党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党员，就要跟党一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工厂上班期间，他当过保管员，任过会计，每经手一件事，他都极其负责，账目对不上不罢休。每一个螺丝钉，他都看得很金贵，如果我和弟弟去买，每个一角多钱，我们不掏钱，他也要垫上，决不让集体吃亏，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上世纪80年代，农民抗旱时用小电机抽水浇地。这种小电机当地不会生产，都是在上海进的货，包装电机用的纸，也成了父亲的“宝贝”，他积攒起来，叠好捆住，说是可以返回厂家重新利用。一次，汴岗街上一位个体屠宰户到工厂，看到那一捆捆的包装纸，想拿走包肉，父亲坚持不让他拿。那个人看不给面子，一时恼羞成怒，挥拳要打父亲，争吵着就推搡起来。当时恰巧我就站在一旁（他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父子关系），便极力劝开了，制止了争吵，并许诺给他找些废报纸才算了事。

　　父亲在单位是公认的“红管家”，他无论是在生产车间一线，还是当保管会计，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他常说“一年会计十年账”，他把经手的账理得一清二楚。那时没有装订机，他用一根钢条磨尖当锥子，找来大针、绳子，把每月每季的账表装订整齐，一年一捆，保存完好。

　　上世纪90年代，工厂生产落后，集体企业效益差，经营项目和发展前景很不景气，工人纷纷回家，工厂濒临倒闭，他一个人看厂子，白天还好说，夜晚时常有人翻墙盗窃。父亲就昼夜不停地转悠，手拿电灯照明巡逻，整月也难得回家一趟。由于他爱护集体，对工作认真负责，也曾得罪了一些自私、爱占公家小便宜的人。一次，他在夜巡时被偷东西的人用砖头砸伤了头部，几个月才痊愈。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优秀共产党员”、“五好职工”、“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的奖匾也没少得，这些荣誉是对父亲付出的最好诠释和回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没有报纸，电视也很少，仅靠小广播喇叭，信息十分闭塞。每逢节假日回家，父亲就把在乡里知道的党的好政策、致富信息趁生产队开群众会时，在饭场作宣讲，俨然是一位政策宣传员。有时生产队领导班子开会商量村组大事，他也被特邀参加，为集体事业兴旺发展出谋献策。

　　1992年父亲退休，因为他所在的企业是集体性质，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干了一辈子也没有一分退休金，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由于一生劳累，他患上了神经性疾病，双手颤抖得厉害，不能握筷子吃饭，碗里的面条挑起来未到口中就掉光了，菜也夹不住，半个小时也吃不了一碗饭。夏天还好些，冬天还没吃饱饭就凉透了。最终父亲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喂饭。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八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像活着一样，时常梦见他在世时一幕幕的生活画面。他一生节俭朴素，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在他看来，只要干干净净就满足了。他年轻时，我在北京服役，想让他去北京转一转，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年迈的爷爷。他一生没出过远门，没出去看看祖国的山山水水，我心里的这个愧疚是无法弥补的。他临终前躺在床上几个月，瘦得皮包骨头，慢慢减食，直到水米不进。每忆起这些，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走了，永远见不到他老人家了，他的善良美德将留后人，愿他在天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