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荣姓刘，一米五五的身子，精瘦精瘦的身板，是田边一株朴素馥郁的小野花儿。

　　1958年，二十四岁的桂荣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周来同，和男人随着人流去逃荒。走着走着，男人说：“不行！我们周家几门子就这一个儿，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于是，抱着儿子回家。孩子肚饥，挤着俩眼握着俩拳暴哭。哭声像狼崽，像虎娃，就是不像婴儿。桂荣红了眼圈掏出乳头，任孩子急切地一口叼去。大人也肚饥，乳中没奶，孩子就拼命吮。桂荣乳痛，刀割一样，火烧一般，可是，不忍孩子丢嘴，咬牙忍着。忍着忍着，眼里就泛起泪花，不一会儿就扯起泪线。孩子真的吮出液体，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酣畅淋漓。终于松开嘴，打个饱嗝，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孩子嘴角挂着血迹满足地睡去，桂荣痛得彻夜不眠。

　　1962年，桂荣生下二儿子周来峰。然后，隔三年两年，隔三年两年，又先后生下四个“来”。六个儿子，不嫌烦，不怕累，之间又收养一个闺女。谁让闺女没爹了？谁让闺女没娘了？她自己十几岁上没了娘，知道没娘的苦，想都不想，把闺女领家来。白天去队里干活儿，一个妇女问：“来他娘，七个孩子忙得来？”“忙得来。”“怎忙得来？丫头片子送人算了。”“到家了，就是自家孩子，哪能送人？”

　　回家时，桂荣顺路够榆叶挖野菜。干一晌农活儿，腰酸胳膊也酸。可是，绷直酸腰，伸直酸胳膊，捋榆叶儿。一柄叶拿手里就像一块砖，但是，慢慢地捋。看见野菜，两眼发光，迈开酸腿奔过去，挖宝一般挖出来。这可真是宝，比榆叶好嚼，还不那么干肚子。家里人多劳力少，粮食不够吃，只好拿榆叶掺面里，拿野菜掺里面。闺女家喉咙嫩，榆叶野菜掺多了拉嗓子，挤巴挤巴掉眼泪。就给闺女另做，有时掺点儿榆叶野菜，有时不掺。哪个“来”要吃，就说：“破小子一边儿去。”说完，暗自心酸。太阳落下，一家人睡觉，桂荣照例点上豆大的棉油灯。男人问：“又纳鞋底？”“嗯。”月亮中天了，男人迷迷糊糊问：“还纳呢？”“鞋底儿完了。加长点儿衣裳。”鸡叫了，男人问：“还没加完？”“完了，我这就眯会儿。”

　　一个孩子到上学年龄，送去学校；两个孩子到上学年龄，送去学校；三个孩子到上学年龄，送去学校。七个学生，七座大山压头上，可是，一个也不卸下。在大田锄地，和她并排的同样多子的妇女说：“来他娘，我扛不住了。干脆把孩子留家吧。上啥学，还不如挖野菜呢。明天我就不让我家小子上学了，一个也不去。”桂荣不停锄，想也不想说：“咋也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锄一会儿，又说：“他婶子，让孩子好好上吧，不然眼前就会一抹黑。”妇女说：“太难熬了，苦水煮着，树叶撑着，唉！”桂荣轻轻笑：“还有水，还有叶，就能过日子。哪那么金贵，紧紧忍忍，就一天一天过去了。”

　　七个孩子还没成人，老的老了。娘家爹，婆爹婆娘，膝下无子的婆叔婆婶，还有邻家孤婶婶，都需人照顾。桂荣还是想也不想，说：“都请来。”男人心痛地看着老婆，问：“不怕苦？”“不忍老人凄惨。”“真想好了？”“人多口粮更紧。饿点儿没啥，没人管凄惨。”于是，都请来。屋子满了，粮缸空了。再干活回家，顺路狠狠地够榆叶，狠狠地挖野菜。馍是绿的，汤是绿的。还不能畅食，分着吃。大家绿馍下肚，绿汤下肚，就像仨芝麻俩豆落到瓮里。再干活儿回家，顺路更狠狠地够榆叶，更狠狠地挖野菜。还是不能畅食，分着吃，就像五芝麻仨豆落到瓮里。老人都说：“很好了很好了。”孩子都蔫巴巴的豆芽菜一样不哭不闹。不是突然间长大，而是没有力气。

　　两场秋风刮过，地里没野菜了，树上没榆叶了，桂荣锁起眉头。突然间又微笑起来，剥榆皮捡黄叶，拿回家晒干，用心砸烂揉碎掺面里。有劳力多的人家可怜孩子，给碗小麦红薯干子两掺面：“给娃另做一顿，少掺点叶子吧。”桂荣感激地接过来。再做饭时，就想给小六和闺女另做一顿，让俩孩子好好吃回纯面的。于是，两掺面小心地倒盆里，给俩孩子和面擀面条。和着和着，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让五也吃点吧。和着和着，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让四也吃点吧。和着和着，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让三也吃点吧。和着和着，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又捏上一撮子榆皮叶子粉。突然，把榆皮叶子粉倒一瓢。一锅面条粗拉拉下出来，老老少少，一个不少，分着吃。老人都含泪说：“让娃多吃点吧。”桂荣微微一笑：“都吃都吃。”

　　包产到户，农家日子一天天好过，转眼到了2014年。八十岁的刘桂荣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打颤。三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和三房儿媳在城市工作，供着母亲花钱；另外三个儿子和三房儿媳在家务工务农，用心侍奉着母亲；嫁在邻庄的闺女三天两头来看母亲，亲热地嘘寒问暖。桂荣飘香得香，每天甜甜地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