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兰

　　少时爱读小说，一部《三侠五义》伴我多年。开封府的贤相，日断阳夜断阴，审奇案、平冤狱，让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甘愿追随左右，也让千余年后的我无比崇拜。一人独坐，手捧《三侠五义》，“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后来读三公奇案，又读其他的公案小说，觉得远不如《三侠五义》精彩。这也难怪，《三侠五义》开侠义公案小说之先河，又有被封建统治阶级赏识推崇、被老百姓奉若神明的“包青天”，包公文学的精彩又岂是其他的小说所能比！

　　读《宋史》，重新认识包拯，不由得更加佩服他，更加崇拜他。

　　包拯，字希仁，北宋政治家，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建昌县知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父母相继亡故，包拯便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守丧。几年后，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勉，包拯才接受调遣，正式踏入仕途。他曾先后任天长、端州、赢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开封等地知县、知府；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过辽国；在户部、工部、刑部、兵部任过职；还任过转运使、三司使、监察御使、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等职；至和三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嘉佑六年任枢密副使。他当过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所以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老百姓则更喜欢称他为包公、包青天。

　　包拯任端州知州时，命令工匠只按照进贡朝廷的数目制造端砚，三年任期届满，“不持一砚归”，被传为美谈。他半生为官，向仁宗上过的奏折、陈表和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近200篇，主张对外严修武备、精选将士、广蓄军粮以御外侮；对内限制臣戚特权、肃治官场、任用贤能、休养生息，这些大都得到实施。当然，宋仁宗不是唐太宗，不可能事事做到从谏如流。如包拯任龙图阁直学士时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精兵简政，减轻农民的负担，都没有得到实施。

　　虽然包拯任监察御使、谏议大夫只是一时，但他半生为官一直都在弹劾别人，只要是对国家、对百姓不利的，不管是皇亲国戚当朝权贵还是皇帝的宠臣，他都一概不放过。在他的弹劾下被降职、罢官、依律惩处的重臣达几十人之多。其实包拯所要的不过是官吏尽职尽责、百姓安居乐业而已，他忠君爱民的初衷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当然，《宋史》也记载了包拯曾因“三司使”事件被欧阳修弹劾。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被包拯上奏弹劾，继任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宋祁依然被包拯弹劾，“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然而包拯的心底无私被视为不谙世事，欧阳修的奏折《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向宋仁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他认为包拯逐其人而代其位有蹊田夺牛之嫌，究其原因，“其学问不深，思虑不周，而处之乖当”。欧阳修请宋仁宗“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使包拯得以避嫌，“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此奏折名为弹劾包拯，言语之间又有处处为包拯着想之意。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三侠五义》中的包拯虽是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的形象得以更广泛的流传，然故事情节多是虚构，实际上包拯既没有江湖豪杰相助，也没有王朝和马汉等人相伴、保护，二十余年为官，他一个人孤单走过。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生性秉直，正直无私，一生不结派系，亦不卷入党争，甚至没有至近的朋友，“故人、亲党皆绝之”。正因其以赤子之心为仁宗、为大宋王朝、为黎民百姓鞠躬尽瘁，才赢得生前身后名，“包青天”被视为“正义”、“无私”的化身。

　　包拯为官，开封府不是开始，也不是归宿，但是开封府却让他走向历史的深处，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臣。在开封任职的两年，把包拯的形象推向顶峰。“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们把看到包拯笑比作黄河水变清一样难，他的大名妇孺皆知。包拯裁撤门派司，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京城因此盛传“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能为民做主的清官，正是几千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百姓所祈盼的。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廉吏，即使是在宋仁宗时期，包拯的地位不及富弼、文彦博等人显赫，文采比不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出类拔萃；政治上的建树也无法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相比，然独有包公得到当时及后世万民的仰慕和爱戴，成为清官的典范。早在北宋时期，包拯的故事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包公文学的丰富，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戏曲史上，没有哪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历代戏曲舞台上，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并成为一门非常独特的戏剧——包公戏，久演不衰。

　　悠悠历史长河，包公形象似一座丰碑，早已深入人心，成为老百姓最敬仰最崇拜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