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大雪”那天，是下午，我和作家孙瑜一起去看李佩甫老师。也只是很平常的拜访吧，却聊了两个多钟头。我拿出1999年华夏版的《羊的门》，让他给签了名，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越扯越长了。

　　1999年，我二十多点，正是啷里啷当的年岁。工作呢，一帆风顺地干着；文章呢，风花雪月地写着，还有女孩子偷偷地喜欢呢。日子像灌了浆的麦子，眼看着就有希望了，眼看着就收割了。拼两句诗形容那时候的我叫“少年不识愁滋味”、“春风得意马蹄疾”。可谁想着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呢，真的就“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一声雷响，就靠边儿站了，就失业了，就没工资了，日子一下子就黑了，人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闲极无聊，人像小兽样在郑州的大街小巷里游走，可到处都是陌生的街景与陌生的人脸，大热的天，心却是冰与冷的。是在文化路与丰产路交叉口吧，一处小书店吸引了我，进去，李佩甫新著《羊的门》赫然入目，毫不犹豫就买了本，那是我喜欢的作家。上高中时，为了看他写的电视剧《颍河故事》，还缺过晚自习的课呢。

　　租住的屋中，没有空调，身下是一张凉席，眼前是一本新书，就那样躺着读。用了几个日夜读下来，读得热血沸腾，心里面生出了巨大的力量，心想，还是要把无穷无尽的日子过下去啊。那时，并不知道《羊的门》是佩甫老师的立身之作，更不知道那样的一本书给作家带来了“泼天大事儿”，只知道那是本好书，是能给人以光与热的书。

　　那年冬天，经人介绍，我进入一家报社做了夜班编辑，是那种下午上班，夜晚十二点下班的工作。那个工种，一干就是三年。那三年，辛苦，但没白过。除了工作，我几乎把所有的白天都用在写小说上了。那是我发表作品最多的三年，井喷一样，弄得人见了都说咱是靠编瞎话挣钱的人。那时，刚好佩甫老师的新著《城的灯》出版，我力荐那家报社的总编给做了连载，也算我给佩甫老师做了件好事吧。

　　那时，我已买房置业，娶妻成家，总觉得，日子可以安安生生地过下去了吧，可天有不测风云，我供职的那家报纸被其他单位给收编了，点儿背的是偏我人没被收编，我再次沦落在江湖之中。为了生活，我四处奔波，当过枪手，做过外企，给人写过剧本，没明没黑地找饭票。后来，干脆自己扎下营盘，开起了公司。生意江湖上的水深啊，不过也算命硬吧，在闯过若干激流险滩以后，总算有所斩获，一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

　　生活稍稍安定，我的文学心又蠢蠢欲动，用张宇老师的话说是“文化人的臭毛病”。我开始编辑我的文字，谋求出版文集。原本想给人生一个交代算了，没想出版以后，竟有了些好评。于是，在人帮助下又开了一个讨论会。在开讨论会前，我把五卷本文集送给了佩甫老师，心想也只是一个流程而已，他不一定看，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了。可没想到他竟把其中的两部长篇《城市课》、《鱼的海》给看了。讨论会到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说老实话，很多人都不熟啊，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当然，也有人缺席，不过，缺席也正常，人家日理万机的，凭啥要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一个业余作者捧场呢。那时，佩甫老师是河南省“五个一”工程评奖专家，忙着国家的大事呢，想着肯定也来不了，没想，他竟准时出现在了会场上。他第一个发言，他说在看完《城市课》、《鱼的海》以后，如果给我的小说定一个文学标尺的话，可以参照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他一定调子，会就开得顺风顺水了，讨论会就圆满成功了。第二天，许多媒体给讨论会以大篇幅的报道，其中有家媒体竟以《李佩甫：郭昕笔下的人生让我想起路遥》为题作了报道。我算是沾着佩甫老师的光了。后来，许多哥们儿都涮我是河南的路遥。其实，我哪里能比路遥啊，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平凡的世界》、《人生》等路遥作品仍然是当今大学生借阅最多的书，路遥在青年人的心里，那是神啊。不过，看着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心里还是像吃蜜样的甜。美过之后，压力又来了，难道说自己的文学路就这样走到头了吗？自己就可以不写了吗？驴一旦被套上了磨道，就自然得转圈，没有谁逼，自己又拿起了笔，还是写长篇，一写就是三个年头。

　　新长篇杀青了，想想，得去看看佩甫老师了，得跟佩甫老师扯扯文学了，于是，就有了跟佩甫老师两个多钟头的长谈。谈了什么，太多，太杂，也不好理出个头绪，不过，一种文学的精神就种在心里了。回家，我把那本签名本放在了床边的书架上。啥时冷了，可以暖暖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