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君

　　诗歌似乎一夜之间就火了，“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及“诗刊社”等公众微信号订户动辄在十万至数十万，这就意味着，每天有庞大的微信订户群定时在阅读诗歌；“草根诗人”余秀华一夜走红后，诗集发行短时间内突破10万，创20年来个人诗集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给孩子的诗》《中国好诗歌——最美的白话诗》等诗歌选本也广受欢迎，销量不断破纪录；而最近一段时间，在诗人海子、昌耀的祭日，他们的诗歌也刷满了微信朋友圈……种种迹象表明，诗歌越来越受到关注，诗歌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诗歌再一次成为人们精神的需要，甚至正在成为一种心灵的必需品。

　　诗歌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有着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在中国文化中，诗歌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是“诗国”，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古代是以“诗”来教化文明的。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故“诗教”是教育的基本手段，也因此，诗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一。有人甚至称：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有着广大的诗歌需求，甚至有一种诗歌崇拜的氛围，在其背后，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心灵市场。而诗歌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心灵的学习或者说学问。诗歌的起源是感于心动于情，其过程是从心出发，用心写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修心的过程，而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境界也就是心灵层次，从而不断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安心。好的诗歌作品能让他人读了以后感到动心，体验诗中情感，领悟诗中意境，同样达到安心的效果。而这一点，也许正是当代人最需要和最渴求的。

　　当代社会正进入一个解决温饱之后开始追求安心的阶段。这是一个传统观念分化、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希望重塑新的精神价值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新现象新事物纷纷涌现，人们无法迅速适应，一方面紧张、焦虑、忙碌，另一方面又茫然不知所措。有人说这是一个有些“窝心”又有些“糟心”的时代，而诗歌正好可以承担特殊的安心的作用，比如个人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寄托与相互慰藉、个体精神的救赎、超越性意义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歌可以说是最有历史和社会基础、最直接便利、成本最低的心灵安慰品和精神营养剂，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在将这一最古老有效的精神疗养方式捡拾起来。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如此多的草根底层诗人在写诗，而一旦有人写出好诗，又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人群由衷喜爱并为之推广，比如余秀华现象的发生。因为诗歌具有“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特点，还因为，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有广大的人心基础。清贫甚至接近一无所有的人，居然有诗歌就能活得很满足、很有尊严，诗歌的神奇力量和强大功能也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因此欢呼，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我觉得不宜过分乐观，也许，这还只是一个新的起步，当然，是在诗歌的社会基础夯实以后的一个起步。就像电影院线大规模发展之后，亿元票房不再是神话，现在，诗歌读者群、新的诗歌传播渠道和相当数量的写作群体都已经有了，但我们似乎还需要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最近诗歌界热烈讨论诗歌的“草根性”，期望一个自由、自发、自然并最终走向自觉的诗歌写作时代的到来，其背后也许有这么一个深层的思考：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当代诗歌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包括生活的、美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