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磊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前，乡村改革曾起到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作用——1978年11月，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而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正又逐渐成为决策视野的重要部分。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需要有一个能切实发挥有效作用的精干主体。承担起乡村治理的任务的，除了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和村组干部外，农民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近年来很多乡村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出去的，多是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学生和优秀干部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正逐渐蜕变成为“无主体”的社会，进而导致乡村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主体”缺位的困局。

　　纾解这种困局，不能寄希望于把乡村精英强留在村中，这不仅违背了人才流动的固有规律，更无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弥补“主体”缺位，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告老还乡者”向亮华，在湖南张家界象鼻嘴村卓有成效地推行传统文化“教化”试验，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他让大家看到，大力发掘并鼓励“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可为。

　　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基层治理智慧，传承思想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乡贤”一词，指在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过去，有官员“告老还乡”一说，这些人也是乡贤的组成部分。然而揆诸现实，虽然当前我国有大量精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这些“新乡贤”极少有退休后回乡的。从乡村基层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职位升迁后举家迁到城里，退休后也多在城里养老。两相对比，向亮华从央企退休后“告老还乡”，回到阔别近40年的象鼻嘴村，并进行“教化试验”，更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标杆意义。

　　乐于反哺的“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既熟悉本地乡情民意，又了解外面的发展趋势，可以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原本想回老家练练字、钻研钻研《群书治要》的向亮华，在村里转悠转悠就发现了各种“精神荒芜”问题：问个路，人家爱理不理；借支笔，满村跑；一个村，一年到头开不了一个会，文化活动几乎为零；偶尔搞个文化下乡活动，无非就是放个电影，而屏幕下却空无一人。向亮华的“教化”试验也因此而来，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象鼻嘴村变了，以前学生碰到外人会粗口骂人，但现在都变得懂礼貌，老百姓都习惯了见面鞠躬问好，以往没叫一声爸爸的儿媳妇叫爸爸了，总挑婆婆错的李女士给婆婆磕头认错……

　　我们期待像向亮华这样的“新乡贤”反哺乡村成为潮流，期待他们能有效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缺位，成为促进乡村进步、革除“精神荒芜”的重要实践者和引领者。

　　一方面，“新乡贤”要意识到乡村建设是自己退休后大有作为的一个新战场，可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参与到新时期乡村治理的伟大实践中，为“留得住乡愁”贡献自己的学识力量；另一方面，有必要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新乡贤”反哺故里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条件支撑。比如有组织的动员引导，一定的资金配套扶持，一定的精神荣誉鼓励等等。

　　还有，不少从乡村走出来的“精英们”退休后不愿回乡，与乡村医卫文化基础建设滞后不无关系。人到退休年龄以后，身体多少都有些毛病，本来或许也有回乡贡献余热的打算，但一想到万一生个病闹个灾啥的，简陋的乡村医疗条件恐怕难以招架，多半会打退堂鼓。这也提醒我们，诸如进一步提高乡镇医疗水平、减少他们后顾之忧之举，也是吸引“新乡贤”回乡贡献余热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