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玥

　　近日，有北京读者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一对90多岁的老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前结婚，补办相关手续被要求证明“老两口是老两口”，遭遇到不小麻烦。经过几番折腾，也无法开具到相关证明。无奈之下，老两口的家人找熟人走后门，半个小时后，一份盖着公章的婚姻关系证明送到了二老手中。

　　已经携手走过69年，却被要求证明夫妻关系，的确有些不近人情。一想到这两位近百岁的老人在街道办事处、民政局、公证处之间来回奔波往返却一无所获，恐怕无论是谁都会气愤不已，更会对这种奇葩证明的要求嗤之以鼻。

　　但冷静下来之后，我们更应当深思其背后的东西。为何婚姻信息的大数据信息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为何工作人员不能够走出吹着空调风的办公室，去老人居住的小区实地走访或者出具一个商调函，协助老人调取相关资料？

　　事实上，这与所谓的“机关病”有关。嘴上讲为人民服务，却不懂得体谅群众的辛苦；只知道颐指气使，却忘记了权力是谁赋予的；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忽略了与其他单位的协调配合。凡此种种，都是“机关病”的真实写照，整个社会对此深恶痛绝。尽管几经整治和严查，但始终难以彻底根除。

　　其实，“机关病”之所以久病不愈，关键就在于肆无忌惮的权力为其撑腰，而这也正是比奇葩证明还要可怕的东西。笔者认为，本来简单明了的客观事实，却偏需要各种盖着公章的证明，这完全就是权力在寻找存在感的最佳证明。而类似于证明“老两口是老两口”这种完全荒诞的事情，也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能炮制出来。最为讽刺的是，老两口之所以最后拿到了婚姻证明，关键还是在于其家人找到了熟人，走了后门和关系，否则两位老人依然是婚姻关系不被承认。

　　先是被权力所刁难，最后又通过向权力靠拢和亲近的方式来证明一个本不需要证明的客观事实，这大概就是近年来多数奇葩证明案例的最终逻辑。比如证明“我是我”和“卖房需要开具单身证明”等等。而权力的拥有者也在其中寻找着存在感，享受着无以伦比的乐趣。但必须要看到的是，权力的任性已经严重伤害到了办事群众，降低了社会效率，更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关系。

　　所以，要想取消奇葩证明，仅仅依靠对有关人员的培训、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制约权力和简政放权。要通过放管结合的方式，该取消的证明一律取消，不完善的信息及时补录，早日做到信息异地共享，从源头上杜绝权力寻租空间，真正让各种证明不再奇葩，让权力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