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斌

　　去年夏天，有一次我要与妻子从郑州飞往成都。飞机是下午一点的，从沈丘至新郑机场是三个小时的车程。前一天，妻子问：“我们什么时候往郑州机场赶啊？”“六点。”妻子听了我的话，很是惊讶，“这未免太早了吧？”“还是早一点好，别像去年。”听我这一句，妻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是前年，也是六月底，我们要乘火车去深圳。票是预订好的，我们驾车去郑州，准备把车交给一个朋友，由他负责存好。一切计划得天衣无缝。

　　十一点半，我们和几位朋友在省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其乐融融，自不必说。车是下午三点一刻的，无论如何都误不了。不到一点，我们已经起席。我去吧台付了帐，一边把零钱往钱夹里塞，一边回走。但那里，除了正在拾掇餐桌的服务员外，只余妻一个人了。“他们临时有急事走了。”看我疑惑，妻子说。

　　不需多想，自己给车找个地方吧。还有两个小时呢，来得及。我一边调车，一边安慰妻子。约十余分钟，我把车子就停在了弟弟单位的家属院里。我和妻子提了旅行箱就跑着到了农业路与信息路的交叉口——那儿车水马龙，打的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站在路边，向过往的的哥的姐们招手，但我们失望了，似乎所有过往的的士都载了要去赶车的人。

　　我和妻子都着急了。我们试着分开拦车，她在路南，我在路北，可是，仍没有车肯为我们停留。的士，巴士，以及其他的各色车辆，就像在激流中飞驰的客船，我们则如被遗忘在岸上的旅客，徒唤奈何！设想中的捷径竟然 是“此路不通”。

　　看见路边停有一辆私家车，我跑过去，伏在窗口，喘着气央求：“师傅，我出一百元，不，二百——”但对方轻轻地并且微笑着的一摇头，粉碎了我本就离谱的尝试。有人急中生智，我是见稻草就想捞了。

　　坐公交车，我重新做了选择。什么时候到，由它吧！我清楚，从农业路经南阳路去火车站，车辆多得如蚂蚁行雨，挪动得比蜗牛快不了多少。

　　一辆公交车过来了，不待它停稳，我和妻子就往上挤——毫无绅士与淑女的风度了。司机似乎看透了我们着急的内心，只一秒的停留，车子就向前驶去——盛夏的酷热似      乎也将它的能量也传到了人们的身上，急躁，却很高效。

　　啊，不对！正在我刚有一点小庆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车子折向了丰庆路——西北方向去了。“车是从火车站出来的，下行。”身旁的一老者向我轻语。

　　天啊，难道为了弥补一个错误，却要人再犯另一个错误码？你想象不到，车子在到达下一个站牌的这几分钟里，我们是何等沮丧。

　　车一停，我马上招呼妻子下。妻子两手拉住小旅行箱，慢蹭蹭的，一脸的疲惫——她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幸好，有一辆车从对面过来了。妻子看我不愿放弃，只好又随着上了车。“师傅，是去火车站吧？”我忍不住又问了一下司机。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们朝车子中间挤去。

　　我与妻子抓住车把手，拎着旅行箱，相视无语。希望还有，但却是听天由命了。

　　南阳路上，车流滚滚。看着窗外，我意识到自己也只是沧海一粟。一件于己再重要的事情，于他人或许毫无意义。悟到这一点，我反而淡定了。妻子说：“我们下车吧，去车站，也无意义了。”但我说“即使晚点，也要去，下车又去做什么呢。”

　　红灯，又是红灯；堵车，仍是堵车。可我心里说，哪怕车子陷到天荒地老，也由它了！

　　公交车过了大石桥，还有十五分钟，上了铭功路，还有九分钟。快啊，再快点，还有可能！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车终于到了，车门开了！我喊了妻子，提了较大的一只旅行箱冲出车门，向检票口跑去。旅行箱很重，偏它的轮距太小，在我奔跑中的拉动中，它一会儿左翻，一会儿右倾。无奈，我只好把它抱了起来。陡然增加的负荷明显地降低了我冲刺的速度。雪上加霜的是，平时穿着正合身的裤子，坠在胯上，长出一截的裤脚，几次都欲成为摧毁主人最后一点努力的绊子。

　　检票口，顾不得谦让了；安检，还得耐点性子。回头看妻子，竟然跟上来了。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个穿着高跟鞋、手拉了一只旅行包的小女子，在人群中疯狂似的奔跑，该是怎么的一幅狼狈样。

　　不能停留，我拽了刚出安检机口的旅行包，向二楼的候车大厅跑去。大厅里，去深圳方向的候车处已空无一人。

　　继续向前，大脑容不得半秒的思考。

　　跑过通道，跑向站台。天呐，车还在！尽管它前面除了列车员，已无任何乘客了，但它真的还在！我们从就近的一个车门跳上了车，不待找个地方站稳，机车就缓缓地开动了——然而，列车捡起了它最后的两位乘客。

　　车门一角，我和妻子蹲在那里，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拭着眼角与两颊的汗水，半句话也说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