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一个上午，雪后初晴。我采访归来，顺便走进县邮局领取汇款。汇兑柜台前的人并不多，但站在我前面的一个少年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子不高，嘴巴刚刚越过柜台，圆圆的脸庞，眼里闪烁着喜悦。他高高举起的右手拿着一张汇款单，汇款金额里的“拾元整”和汇款人栏里的“周口晚报”醒目地露在外边，好像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来领稿费似的。

　　“小同志，你是初中生吧？是第一次领取稿费吗？”趁着营业员办理手续的间隙，我问他。这位少年喜悦的脸上顿时显得更加红热，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你给晚报写的是什么稿子？”他思索了一下，调皮地说：“忘了！我是写着玩的。”突然，他抓起营业员递出的钱，对我笑笑，就跑出去了。

　　也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这个少年的形象一下子扑进了我的心田，打开了我回忆的闸门……

　　1993年,我在上中学时第一次见到《河南日报》，不久，我大着胆子给这个报写了一篇反应学校风貌的短文，谁知很快就用铅字在报上印出来了。当我手捧着报社寄来的稿酬单去取款时，那种激动喜悦的心情跟这位少年是何等相似啊！从那以后，我就与报纸结下了缘，进而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一晃20多个春秋过去了。

　　这位少年是给晚报副刊写了篇文艺作品，还是给新闻版写了消息？回到家后，我一直在思考。第一次的成功在一个人一生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往往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方向。一位老诗人不是这样回忆他的处女作吗，“十七岁那一年，我偶然把一首小诗投到本地《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居然一下子就登了出来，而且月底领回七角大洋的稿费，谁想到这就是我后来热爱文学生活的开始呢？”随着思路的延伸，我又想起来老新闻工作者肖乾在《新文学史科》里写的巴金发现《雷雨》的轶事。当时作为年青作者的曹禺，一本处女作《雷雨》送到《文学季刊》，一压就是两三年。有幸巴金偶然发现了，一口气读完，决定马上发表，使这部名震中外的剧作得以问世。肖乾说得好：“如果不是巴金作出这样发表的决定，曹禺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时间。”当然，这位少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决不能与名著《雷雨》相比，但编辑辛勤耕耘所得的收获却是相同的。我想，如果晚报编辑能像我一样，站在这位少年的身后，目睹他领取第一次稿费的喜悦，会深切感到自己无名的劳动价值：他在时时起着人梯的作用啊！（刘忠全 西华县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