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知道豆丹，只知道豆虫，有时也叫豆青虫。它蜕变后将成蛹、成蝶，是我们通常见到的蝶类里最不漂亮的一类吧！因为个头大，飞起来也不轻盈，捕捉起来会比别的蝴蝶容易得多。甚至，它在一处落着，你轻手轻脚走过去，用手一捂，就逮着了。但小孩子宁可用笤帚拍蜻蜓或去路边的野花丛里追花蝶或白蝶，也不去捉它。因为比它的长相更可怕的是，它有一个吓人的名字“鬼蝴蝶子”。孩子们怕晦气，所以都躲着它。大人们则不同，见着它们总是恨之切切，非要了它们命不可！

　　大人们非要了“鬼蝴蝶子”的命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它丑陋的长相，也不是因为它晦气的名字，而是因为：豆虫是生长在豆地里的头号害虫。“鬼蝴蝶子”会在豆叶上产卵，卵孵化成虫，然后，它们会以蚕食豆叶为生。即便是那个“草盛豆苗稀”的陶潜，也不过是因为懒散，或者说得诗意一些，似乎是有些无欲无为吧，但也不至于不希望丰收。只要有着丰收的愿景在，那些以蚕食豆叶为生的豆虫，自然就成了害虫。记忆里，豆地里虫害严重的时候，父亲就会到地里喷洒农药。人们常说：“豆虫好治，见药就毙。”多半也是真的。小时候我们这里种植最多的是棉花，棉花地里的头号害虫是棉铃虫。棉铃虫虫灾严重的那些年，父亲几乎天天背着喷雾器打药。奇怪的是虫却越打越多，以至于有一年家家都拿上一把伞到棉花地里，倒撑开伞，哗啦啦把虫子晃下来。那虫子就如摇钱树上的元宝，落得满伞都是，这样捉虫子的场景实在壮观。防治豆虫是用不着这样的，喷洒一遍农药，或者到田地里亲自去捉，都很常见。

　　我是不愿捉豆虫的，曾经放到手里玩过，通体软乎乎，再一激灵一个转身，让人觉得不适。最讨厌豆虫的是母亲，她看见豆虫就害怕，更别说去捉了。所以，豆虫高发的日子里，母亲很少去豆田。即便是捉豆虫的父亲，也没有到扒其皮食其肉的程度。

　　前段时间，跟我们村一个在南京工作的邻居闲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豆虫。他说：“你种大豆吧，在豆田里养豆虫，即便是最淡的季节，也能卖到四五十块钱一斤呢！”他还说在一个稍微高档点的酒店，一个以豆虫为主材料的菜，至少也得要一千多块。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忒快，原来那个令人生厌的豆虫，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可爱起来。由此可见，钱真是个迷人的东西。我问：“豆虫在食客们那里叫啥呢？”邻居说：“豆丹。”豆丹，挺美的名字，我默念着这个名字，想象着它会成为某人餐桌上的宠儿，突然想知道：豆丹，还是害虫吗？

　　一直以来以益虫著称的青蛙被人们推上了餐桌，一直以来以害虫名世的豆虫也被人们推上了餐桌。那么，还有什么是人类所不敢食的呢？也许，父亲在豆田里喷洒农药是在害虫，在豆田里捉豆虫是在害虫；面对豆丹，人们扒其皮食客食其肉也是在害虫。总之，豆虫活着，大概就是用来给人害的，故为害虫。那个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小西红柿，有一个更柔情的名字叫：圣女果。在我们农村的豆田里人见人厌的豆虫一转身来到城市，也就有了一个中听的名字叫豆丹。以豆丹为主料的那个菜名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当然，它在营养学上的价值，我更无从说起。想想那些为几条豆虫大把花钱的主，想象着他们把豆虫嚼在口中的从容，不，是豆丹。于是对某些食客们就又多了几分敬畏，有钱人自然更有理由在意营养学。至于这小虫子的前辈或者此生蜕变后的将来叫不叫“鬼蝴蝶子”，真的不重要了。说这些并没有指责食虫者的意思，一个人吃什么是不该有人说三道四的。有时候甚至坏坏地想：“蛋里的苏丹红、肉里的瘦肉精，一定折磨得富人吃起东西来无比艰难。贫富的差距也许就在于当穷人还娶不起老婆的时候，富人们已经儿女绕膝了；当穷人们终于娶得起老婆的时候，富人们就该野花遍地彩旗飘飘了；当穷人们食草根野菜的时候，富人们已经鱼肉穿肠了；当穷人们终于餐桌上有了鱼肉的时候，富人们就只能另辟蹊径了。于是，豆丹，就这么隆重登场了。也许绿色、环保、无公害等所有美好的字眼，一下子全都成了装点这个小虫子的花衣裳。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一种无奈？

　　我是个守旧的人，除了感叹食虫者行为艺术式的勇毅，满脑子还是豆田里的记忆。但那小虫子一转身，已经叫豆丹而不叫豆虫了。那么，当它们从豆田里辗转奔波到城市，它们是该昂起高傲的头颅呢？还是该留下悲催的眼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