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限于一定地域流通，走出了这个地域，就等于走出了语言的游戏圈儿，能指和所指不能再合二为一，犹如维特根斯坦的撂砖游戏一样，场域失效了，若再使用，不但尴尬，还需费舌解释半天——这大概就是官方极力推广音韵学的原因之一，比如颜子推的《切韵》、扬雄的《方言》等，都是认识到了语言“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古今天言语，时俗不同”等因地域和时代产生的差异。从声母系统来看，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简单，如颜之推所说：“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说的就是南方人齿音从母邪母不分和舌音船母和禅母不分。

　　而我们北方人在声母发音上，齿音基本上能分清从母和邪母，舌音基本上也能分清船母和禅母，可为什么仍有“十里改方言”的现象？

　　除去颜之推总结的“北人以遮为戌，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的语韵和虞音不分原因，造成十里改方言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普通百姓多不识字，口耳相传造成的谐音变异，比如“幽默”，我们那一带的人皆说是“悠麦”……这种口耳相传词汇的谐音变异造成“方言”的例子很多，也是“最多”，却一直游走方言形成的“原因”之外。

　　据官方划分，我国共有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我们河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一支，主要流通于河南及河南周边地区，后来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成为东周通用中国的雅言，也就是扬雄《方言》提及的“通语、凡语”，其待遇大抵如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河南方言基本上已经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很多时候方言的语义丰富性、联想性、趣味性、形象性、生动性……都超过了普通话。如牲畜繁殖后代，我们中原一带的人不说“生”，而是说“将”，谁家的狗又“将”了一窝狗娃子。这个“将”字，《广雅·释诂》解释为“养也”。《广雅·疏证》：“今俗语犹云将养，或云养息矣。”而禽类下蛋，我们那里不说“下”蛋，而说是嬎（fàn），如：俺家的这个老母鸡真做活，一天嬎一个蛋。所以《康熙字典》也对这个“嬎”做了解释：嬎，同娩。再如“显摆”，我们那一带皆说为“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谝，便巧言也。”……当然不是所有的方言都能混上“身份证”，比如漂亮，我们不说漂亮，而是说成“板正”。中正是中国审美的一个高标，无论是德性、长相，还是手艺活儿，板正了，就好看，但却比漂亮和好看耐品得多，其语义的延展性和形象性也比“漂亮”和“好看”丰富得多，它不但可以形容人的长相，还能形容很多手艺活，包括庄稼的长势、戏曲的味道等等。再比如“天黑了”，我们不说天黑了，而是说“歇了”。从《诗经》时代，甚至更早，人们就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道理，天黑了，人就该歇着了，“歇了”就比“天黑了”更具有丰富性、联想性和语义的延伸性。再比如“特点”，我们不说特点，说成“胎点”，从胎里带出来的特征，要比特点更加形象易懂。再比如我们形容“黑”的程度，一般都是说“一腚没（墨）”。从时辰变化来说，黑为阴，阴极为无，无就是空，空就是没，“一腚没（墨）”就是形容黑到极点。再比如南方人发不好“N”音，说困难，总是说成“困烂”，越品越让人忍俊不禁。再比如我们那一带发不好“F”音，常常把“书”说成“福”，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来看，自然也是有大理和大趣深藏其内的。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方言其实就是按照音异、字异或词异于普通话的语言，在一定区域内约定俗成并流通的区域性语言。国外学者认为，各方言区的人互相不能通话，因此它们是独立的语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除去已有的七大方言，还应该再加上“两大”，成为九大方言，因为无论是异音还是异字，日语和韩语都占据了成为汉语方言的基本条件。

　　而在普通话铺天盖地的今天，我发现周围的很多孩子都远离了方言，从学说话就开始“普通”，一直“普通”到整个小区里的“下一代”里找不到了地方性。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正预示着语言系统多元化的消亡之势。也可能是喜欢方言的内在情趣，所以我一直坚守一口地道的淮阳话在走南闯北，不但我说，还让我的小侄女和小侄子从小坚持说方言，目的就是让他们长大了，能品会更多音韵系统的多元性、趣味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