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琛

　　祀于孔庙中的先贤先儒中，有一对亲兄弟，他们被认为是承继孔子之后，唯一能与孟子相并称的旷世大儒。兄长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兄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兄弟俩是新儒学——理学的奠基人，他们被世人称为“二程”。其中兄长程颢不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实干家，心怀天下，政绩卓然。元丰元年（1078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出任扶沟县令，有相当的政绩，颇受百姓爱戴。

　　名列“千年科举制最闪耀的一榜”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参加科举考试考取进士，同年的进士中有苏轼、苏辙、张载、吕大钧、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等。当时的考试官是欧阳修，点检试卷官是“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这年的科举被誉为“千年科举制最闪耀的一榜”，这些人对后世的文学、思想、政治，乃至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他们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

　　贬谪扶沟任前，有着辉煌的履历

　　程颢被贬谪到扶沟时，46岁，在此前已有辉煌的履历。考取进士后，先任京兆府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主簿三年，其间写下理学的核心文献《定性书》，那一年他才27岁。《定性书》仅400多字，但近千年来阐述《定性书》的文章如汗牛充栋。程颢转任江宁府上元县（今属南京）主簿，后代理县令，实行田赋平均，抑制土地兼并，深受百姓拥戴。三年后调任晋城县令（今山西晋城市），他以村为单位组织百姓生活互济，耕作互助，并让富民储粮，统一收购价和销售价，不使暴涨暴跌，贫富皆悦。同时，他大兴教育，学校办到乡村。之前，晋城县“几百年无登科者”，十年后的十几年间，“登科者十余人”。晋城县令任满三年，奉调入京，任监察御史。翌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程颢以其学术名望被举荐进入变法班子。但是，他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他认为变法的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要循序渐进。宋神宗认为他迂腐，但对他依然礼貌有加。继而，他公开反对变法，宋神宗当时变法的兴致正浓，于是和宰相王安石两人一商量，就把程颢贬到地方扶沟为官了。

　　扶沟任上济世安民

　　当时扶沟虽然是京畿之县，却因连年水旱频繁，加上京邑田税重，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文化教育更是一片荒漠。面对这一切，程颢怀着强烈的济世安民之志，立下“视民如伤”的座右铭，要做一番事业。

　　通过德行感化百姓

　　扶沟这个地方素来多盗，就是遇上丰收的年景，也经常出现抢劫的事件，程颢上任后不是通过严刑峻法，而是采取“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虽若甚迂，而民风实动”。有一次，县衙役捕得一个小贼，送至程颢面前，程颢对这个小贼说：“汝能改之，吾簿汝罪。”这个人一听，便叩头表示愿悔过自新。几个月后，这个人忍不住又偷了人家的东西。在县上的捕吏将要来到他家的时候，这个人对他妻子说：“我上次在程先生面前表过态，决不再为盗，今又食言，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到程先生啊!”说罢，便上吊自杀了。虽说有点可惜，但也从侧面说明程颢“以教化为先”的办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体恤民情，勇于担责

　　程颢在扶沟时，正好遇上发水灾，人们的粮食出现了困难，程颢就向上级申请借贷粮食赈济灾民。邻县知道了也提出要借贷。负责此事的司农对此很不高兴，就派人下来调查。邻县的县令见上面来调查了，就改口说他们不需要借贷了。但程颢坚持要求借贷，最终获得了六千石的谷子，饥民的问题得到解决。可这样一来，那个司农更加愤怒了，亲自下来视察赈贷的情况。他抓住了当时同等户而赈贷粮数不同这一点大做文章，要杖责具体管赈贷的“主吏”。程颢就站出来为之申辩，说：“济饥当以口之众寡，不当以户之高下。”并且这件事是“（县）令实为之，非吏罪”，不能责罚具体的工作人员。要责罚也应该责罚他。最后司农也没有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元丰三年（1080年），当时朝廷要求把一些农业生产可耕地变为牧场，并派遣官吏到各县检查验收。按新规定，扶沟应有1000顷左右的良田变成牧场。百姓拿着地契向官府说理，不愿把耕地改为牧场。各县都顺从了朝廷，不体恤民情。而程颢向朝廷上奏极力说明这样做多有不妥之处，力陈民情。朝廷派遣官员到扶沟调查情况，认为程颢的话有道理，民情属实，最终扶沟县的千顷良田得以保住，没有变为官家牧场。

　　兴修水利，帮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程颢到任扶沟后听说当地的饮用水发咸，他问幕僚：“难道百姓一直都饮这种水吗？”幕僚说：“您有所不知，附近只有僧舍的井水还稍微甜一点，可又不让妇女去汲水。”程颢经过反复思考并与幕僚商议论证，令人在同一地脉的地段上凿了一口井，这样百姓吃水就不成问题了。大家都说：“这么多年的问题程县令一来就给我们解决了。” 

　　当时的扶沟是旱涝频繁，程颢上任后，一方面带领县民挖渠排涝，打井灌溉，做到旱能浇，涝能排。同时，在他亲自主持下，以“经画沟洫”的方法来施行水利工程。他说：“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间，以开其端。后之人知其利，必有继之者矣。”程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自己先开个头，做个榜样，让后继者继续这项利民的工程。真可谓用心良苦。

　　清正廉洁，不阿权贵

　　程颢为官廉正，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敢于不畏权贵，抵制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他在扶沟任上时，有一个名叫王中正的太监(内侍都知)被派到地方查户籍(“巡阅保甲”)。由于这个人是内廷近臣，颇得皇帝信任，“权宠至盛”，所以一到地方上就显出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样子，所到之处动辄“凌慢县官”。而许多地方官对他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诸邑供帐，竞务华鲜，以悦奉之”。扶沟县衙的一些吏员们问程颢，我们这里是否也要如其他地方一样来接待王中正。程颢不同意，说：“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我们这里有顶旧的青色帐篷，用它来接待就行了。正因为程颢的刚直性格，特别是他在朝中直言敢谏，王中正早有耳闻，所以王中正到各县时，几次从扶沟县境经过，却从来没有进城打扰过。

　　重教化，兴办教育

　　程颢在扶沟任上，主张乡必有校。在乡村建学校，在县城建书院，挑选优秀青年入院读书。匾额“书院”二字，便是他亲笔题写。他不但亲自主持讲学，还推荐当时的著名学者游定夫为扶沟县教谕，职掌扶沟学事；并延请其弟程颐来扶沟讲学。二程兄弟在扶沟的讲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士人学者，前来拜师求学的络绎不绝，一时扶沟人才荟萃，文风大盛，名声雀噪。如上蔡人谢良佐、福建将乐人杨时、福建建阳人游酢、陕西蓝田人吕大临，河北澶渊人周纯明等。这五人后来都成为宋代著名的学者，而吕、谢、杨、游四人则世称“程门四大弟子” 一个小小的县级学校，一时竟然培养出了这么多名人，成为二程理学的“集散地”，即使在教育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成就，也是罕见的。他们创建的“大程书院”，经多次重修，一直延续至近代，为扶沟培养了大批人才。

　　寻得“孔颜乐处”，为官治学很自得

　　程颢的仕途，比起他同年的一些进士来说，的确不是那么顺畅，但他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纵然不被重用，一直做小官，也没有因为不得志而自怨自艾，反而做出很多成绩。探其原因，应归于当初十四五岁时，他和兄弟程颐求学于周敦颐，周茂叔言道，寻孔颜乐处，学问自成矣。程颢寻得了“孔颜乐处”的真谛，为官治学很自得。“孔颜乐处”的基本要旨和最后归宿就是“内圣外王”，就是要以伊尹为榜样致力于国家治理，要像颜子一样去追求圣人的精神境界，与实现个体的身心和谐。而很多人之所以稍为失意，就会烦躁、骚动、不安、迷茫，进而自怨自艾，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各种“外王之道”，不管在官场、职场，都只会力争上游，甚至为此而不择手段，最终而迷失了自己。殊不知真正的快乐是无论高贵或贫贱、幸运或不幸、得意或失意，还是在上位或在下位，都能泰然处之，怡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