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旺

　　齐景公特别喜欢鸟。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漂亮的鸟，就派一个叫烛邹的人专门负责养这只鸟。可烛邹却把这只鸟给弄飞了。齐景公气得要杀烛邹。大臣晏子站在一旁请求说：“是不是先让我宣布烛邹的罪状，然后您再杀了他，好让他死得明白？”

　　齐景公答应了。晏子严厉地对被捆绑起来的烛邹说：“你犯了死罪，罪状有三条：第一条，大王叫你养鸟，你不留心让鸟飞了；第二条，使国君为一只鸟就要杀人；第三条，这件事如果让其他诸侯知道了，都会认为我们的国君只看重鸟而轻视老百姓的性命，从而看不起我们。所以现在要杀死你。”说完，晏子回身对齐景公说：“请您动手吧!” 

　　听了晏子的一番话，齐景公明白了晏子的意思。他干咳了一声，说：“算了，把他放了吧。”

　　你看，列举了别人“三条罪状”，不但救了有“罪”之人一命，让想“杀人者”还能幡然醒悟，愉快接受，岂不是两全其美？

　　由此，我想到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家喻户晓的老话。这句话的本意是好药虽然很苦，难以吞咽，却能让病痊愈；忠心的话虽然不好听，却能帮助人们的一言一行，是教育一个人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才有利于自己的成长进步。

　　但从《晏子列罪状救人一命》这个故事中让人领悟到，“良药未必都苦口，忠言未必都逆耳。”正如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的：“批评不仅是一种手段，更应是一种艺术，一种智慧。”是手段，就要讲究效果；是艺术，就要讲究方式方法；是智慧，就要讲究策略。如果，晏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您不能杀死这个人，难道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如一只鸟，你这是草菅人命！那结果还能救得了养鸟人吗？ 

　　不能说“良药苦，忠言逆耳”这句话没有道理。但我们看看现在药店里卖的药还有多少是苦的？从儿童所吃之药到成人所用之药，不是甜味的颗粒就是裹着厚厚的胶囊；不是有一层薄薄的糖衣就是甜甜的糖浆。但谁能说这些药不利于病？既然甜药利于病，我们批评人时何不像晏子那样换一种方式，让受批者既不感到苦又感觉是良药而欣然接受呢！

　　再好的良药，人吃不下去，咽不到肚里，作用不到身上，这良药还有用吗？还能称得上良药吗？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在现实生活中，被忠言劝告的人往往不领情。而一个善于批评的人，懂得怎样批评的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把“良药”裹上糖衣，抛给对方，使对方有一种“良药不苦口”、“忠言不逆耳”的惬意，且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批评者何乐而不为？

　　而被批评者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时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是一种修养和美德。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是有底线的，这底线就是批评者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掺杂个人恩怨，不简单粗暴，不张口“骂娘”。如果批评者恶语伤人，贬低他人的人格，把被批者说得一无是处，除了“毛病缺点”就没有一丁点儿优点，那非但达不到批评的效果，反而会严重挫伤被批者的自尊，到头来适得其反。

　　俗话说：“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同语言、态度的批评，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怎样才能使良药不再苦口，忠言不再逆耳呢？这就涉及到批评的“艺术”问题。真正的“直言批评”，一定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一定是讲规矩，守住做人底线，讲法纪，守住党纪国法红线；一定是讲政治、讲正气，把对错误的“无情”和对同志的“有情”结合起来；一定是有利于被批评者痛下决心，积极自觉地去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决不是那种简单的、粗暴的、侮辱人的、伤人自尊的批评。

　　三川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