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其实，所有的一切，要从三年前说起。那时，感觉已把局部生活握在手里化在心中，就想好好写写，让自己的创作生命再往前走走，看看是什么样的景象。于是就制订了《驯风记》《笑尘记》《藏雪记》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外人看起来，会吃惊，会觉得疯狂，实际上，我自己也被吓住了。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把自己累死的计划。但有了想法，不去做，就很不男人。许是要让人看得起吧，便自觉行动起来。 

　　常觉得，写小说，与其他行当比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盘算来，也只是个技术活，而且，是一个不大值钱的技术活。不过，就是这么一个活，却让人生生死死，着魔痴迷。经历些世事，写着，写着，心中的风景层层叠叠美起来，才知道，这一辈子，要跟这个行当较劲了。 

　　是技术，就有规律，古今中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大作家都有绝活，不过，人秘而不宣，不是人自私，不管谁都没义务来传道授业。因此，写作的活，只能自己探索，总结，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这是一条艰难又艰苦的路。 

　　《驯风记》在定名面世之前，有过许多名字，也就是说，读者所看到的作品是经了若干次变化才固定下来的，说得好听些，是精益求精，是华丽蜕变，其实，不是那回事儿，不过是技术差，水平低，又不甘心的结果。纸上得来终觉浅，深知此事要躬行。我的状态是，在酒桌上把牛皮吹破，可一趴在书案上，则小心谨慎，苦苦在深不可测的艺术空间里追求。 

　　为了写作《驯风记》，我把办公室设置成了流动的图书馆，不管工作如何变动，总有上万册图书跟着我。得了组织上让“深扎”的活动信息，很是欣喜，早早报名，想，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真的是好事一桩。俗语说得好，天道酬勤。只要努力，定会有所收获吧。不管是居官还是行商做学问，《驯风记》里设计的人物都是游子，是写成功以后的游子回归。自然而然，一想回归，就想到了老家商水。经过联系，老家接纳了我。商水文联主席孙新华，人很干练，也如她写的散文诗一样美。著名诗人邵超，热情豪爽，是条汉子，他的诗短小优美，人与作品，反差很大。两个人，为我体验生活提供了很多帮助。如果说收获，友情是我“深扎”的第一大收获。

　　深入生活，我认识了一位叫七儿的年轻人，她用很特别的办法取得了家庭的领导权。她先让丈夫学会装修的手艺，她负责找活儿，小两口一组合，就挣到了钱。有了钱，她自作主张买了车，在城里买了房。平时，他们忙在城里，节假日就回到乡下的家里休息。以前，家里的“财政大权”由婆婆管，这样的生活结构出现以后，权力就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她的手上。想想，难道这不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之外出现的“第三元”家庭结构吗？

　　我还认识了十几位“棍友”，也就是生活在乡村里的“送葬人”，是靠下笨劲吃饭的人。 这样的人，很多，大都没多少活，但我认识的那些人“生意”好得很。之所以好，是因为他们编了许多“起灵歌”，做事时，有人出力，有人歌唱，把“送人”的过程文艺化，直接起到了劝善诫恶的作用。这样的细节，是在书本本中找不到的，也是虚构不来的。这是我“深扎”的第二个收获，丰富的生活发现给小说充了气，有了活力。 这也是《驯风记》一完稿就能与出版社签约的原因。 

　　半年“深扎生活”过后，我完成了长篇小说的“第一记”，如今《笑尘记》也写得顺风顺水。这得益于我建立适合自己的“三头”创作法，即：案头，床头，田间地头。在案头与床头，通过阅读，向中外经典学语言与技术，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观察，向生活要细节。 

　　竹筒里面倒豆子——一个不留，是流行在家乡的一句歇后语。此次，我把“深扎”的经验倒出来，以供交流。若是以后还有机会，还有所获，就接着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