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王爱民

　　“换船”换出商贸重镇

　　所谓“换船”，就是“淮船”到周家口换成“浅船”。原来，江淮之舟造型多呈元宝形，两头上翘而船头尖，吃水较深又利于分水破浪，但是到了周家口，由于沙颍河水量比江淮大减，原舟已无法适应，必须换乘“对联划子”，才能继续沿贾鲁河北上。“对联划子”也叫“对头划子”，具有吃水浅、平底宽长、载重量大的特点，它由前后两节划子（船）联结组成，长达25米，宽近4 米，立有双桅，最多可载重约80吨。正是这“换船”之利，打破了周家口往昔的寂寞与平静。从江南运粮至北京的官船，日夜川流不息、源源不断地在周家口卸货，再换成小船入贾鲁河转运北上。河南及附近省各县的粮食也从周家口装船进京。周家口成了长江经淮河北上进行物质流通的重要码头。巨大的市场商机，引得四乡农民前来务工经商，从中求利谋生。周家口的经济因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周家口水运交通东连江淮，西通襄宛，舟楫直达朱仙镇。商品流通迅速，货船往来日增，三川上下，日夜千帆竞渡，百舸争流，桅樯如林，往返穿梭，漕运、盐运、粮船、货船交织其间，来往不断。有资料显示，其时东起界首西到襄县，各地码头共拥有货船超过万艘，仅周家口就有船户700多家，占有船舶千艘以上。往来货运，以周家口为中心，上水多用“扑艄子”船，下水则以“对联双桅划子”为主，周家口由此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东西交通的枢纽。清代文学家李海观（1707年~1790年）在其小说《歧路灯》中，5 次提到“周家口”，描写了当时周家口的风俗民情、集市贸易、环境市容及河道码头，反映了当时周家口漕运繁忙的场景。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周家口三岸连起，呈鼎立之势，状若汉口。三岸商务颇盛，一些商贾大户，在三岸开设粮食、茶麻、杂货、药店等行店。由于货物转运繁忙，周家口又增辟了很多渡口，餐饮、旅店等服务行业也随之兴起。明朝翰林大学士、武昌人熊廷弼在《七律·过周家口》中写道：“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 ，是说周家口的夜晚像南京的浦口一样灯火通明，白天则像汉口一样桅杆林立。周口由此享有“小汉口”的美名。

　　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 ，随着货物转运贸易市场扩大，行业增多， 商贾纷至。顺治《陈州志》 “市集”条，将周家口列为“新兴”集市，康熙《陈州志》 “乡村集镇”条仍之。康熙初年， 周口有 1919 户人家，陈州管粮州判原在州治（今淮阳县城）内， 康熙九年（1670 年）移设周家口，统管全镇市面，周家口遂成为繁荣市镇。至乾隆年间，周家口商务臻于鼎盛。雍正十一年 （1733年），陈州知州董起盛奏请将陈州升府，此项奏报很快获得批准。雍正十二年（1734年），陈州升为府， 并添设粮捕水利通判“驻扎周家口”。至乾隆、道光年间，商务趋于鼎盛，东南各省之特产如六安的茶麻、两湖的竹木、两广的纸糖、苏杭的丝绸、天津的食盐由淮入颍至周家口转运，溯贾鲁河北上直达朱仙镇，行销郑、汴及西北、华北各地；而山西的铜铁、蒙疆的骡马，连同省内豫西的山货，新郑的红枣，豫东的粮食、棉花、黄花菜、芝麻、油料、皮毛等农副产品或在周家口进行交易，或由颍水入淮河运往东南各省。

　　周家口与朱仙镇、道口镇、赊店镇齐名，是“河南四大名镇”之一，有“小汉口”和“南皮都”之称，名闻遐迩。乾隆《商水县志》记载：“周家口镇，城东北十八里小黄河与沙河汇流处。旧在沙河南岸，仅有子午街一道，居民数家。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聚杂，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 豫省一大都会也。”民国七年《商水县志》载：“按周家口为水陆通衢，独具中州之要。”

　　72条街72个专业市场

　　清朝中叶，康熙完成了“平三藩、治河、漕运”3件大事，京杭大运河从此畅通无阻。从江南上京的皇粮船可以经山东直接进京，不必再绕周家口，但因水运而发展起来的民间贸易却使周家口越来越繁荣。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遍布于周家口三岸的主要街道，几乎全是商业街。当时周家口有72条主要街道，一条街是一个专业市场，故周家口又有“72条街72行”的说法。街道的名称一类是以经营的商品命名，如卖糕点果品的果子街，卖粮食的坊子街，卖山货的山货街，经营金银货的德货街，经营京广杂货、颜料的三义街；另一类是以加工的商品命名，如打制铜器的打铜街，榨油的油坊街，纺麻的麻线街，制皮革的皮坊街，制胡弦的弦坊街，染纸的作坊街，制竹器的筢子街，打铁的丁字街等。每一条街上都有许多家手工作坊，规模大的，前店后厂；规模小的，如一间铺面，既是作坊又兼门店。在清代，周家口南北两岸分属两个县管辖，南岸属商水县，北岸属淮阳县。因此，周家口的许多商业街是南北对称的，如南北两岸都有顺河街，南北两岸顺河街的人都纺麻线；南岸有坊子街卖粮食，北岸也有坊子街卖粮食；南岸有丁字街打铁，北岸有小桥街打铁；南岸的老街开布行，北岸的老街也开布行；南岸有牲口市，北岸也有牲口市。就连“红灯区”，南岸有万贯街，北岸有后三义街。

　　航运的繁荣带来了各行业的兴盛。码头装货需要麻袋，拉船需要纤绳，于是沙河两岸的顺河街兴起了纺麻织袋的加工业；码头上卸货转运需要仓储，于是仓储业和以搬运为主的“脚行班”应运而生。南岸万贯街、北岸后三义街的“翠香楼”、“怡红院”里，住着来自扬州、苏州的歌妓。每当华灯初上，街上车水马龙，院内笙管齐奏，巨商富贾、土豪劣绅、纨绔子弟一掷千金，寻欢作乐，常常通宵达旦。有人曾写诗描述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中有“花柳多情地，笙歌不夜天”之句，“柳巷笙歌”还被列为周家口八景之一。娼妓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社会的弊病，但从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周家口经济的繁荣。

　　在三岸的商品交易中，尤以粮食、牲畜交易为大宗。乾隆年间，周家口有大型粮行28家、粮坊80余家，每年从周家口水上运出的小麦、大豆、芝麻达60万石以上，价值120万两白银。当时，淮宁（淮阳）县每年的税收总共是白银10.2万两，上交河南藩司和中央户部9.2万两，县衙留1.05万两。河南省各府县留支的税收总额约为100万两白银。周家口一年粮食的贸易总额比每年全省各府县财税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出20多万两白银，其他各行业的贸易价值更是无法计算。周家口牲畜交易市场更是全国闻名，两岸共有牲口行180多家，从业人员4000多人，高峰期每天牲畜的交易量近万头，可以说是全国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之一，因此古有“北有张家口，南有周家口”之说。白天，南岸、北岸买卖各种粮食的马车、牛车、独轮车不下数千辆，装卸各种粮食的大小船只何止百艘；南岸、北岸的牲口市，万头攒动，人流不息，轮蹄喧嚣，热闹非凡。夜晚，两岸店铺、酒肆林立，灯火辉煌，河面上舟船簇聚，渔火点点。

　　清朝初年，周家口南岸建有一座雄伟壮丽的普济寺，正殿楹柱上，有当时举人杜耀德（字兰谷）题的对联：灵毓颍川潮，历五十三参奥义，众生普度；唤醒尘世梦，听一百八杵钟声，大地同闻。寺内僧人每日敲钟3次，每次108响。每到夜晚，钟声清越，穿透夜空，三岸可闻，大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韵味。

　　商业兴盛  会馆林立

　　周家口城镇的演变与其他城市的演变完全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向商业城市发展。来周家口的外地移民，不是以居住为目的，而是以经营为目的。许多城市是先有居民，后有商业，而周家口先有商业，后有居民，城市因此迅速扩张。

　　清代康乾盛世，周家口达到鼎盛之期，“人烟丛杂，街道纵横”，“舟车辐辏，烟花万家”，时称“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之地。“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曾吸引两湖、两广、山西、陕两等14省（区）商家巨贾云集于此，沿河拥有渡口22处，水陆寨门41座，镇中街道120条，外省商界会馆10处，清真寺8座，各类大小庙宇50余座，建成区面积十余里，人口突破22万人。其间，朱仙镇河道堵塞，商贸活动下移，更使周家口独占秋色，称雄一时。据乾隆十二年《陈州府志》记载：“周家口乃水陆要冲，五方杂处，一切刑名钱谷，额征丁地，七万有奇，地广人稠，鞭长莫及，实豫省直隶州中繁杂难治之区。请照江南徐州、直隶天津、山西蒲州、泽州等处之例，将陈州改为府治。因之，雍正二年升陈州为直隶州，十二年又升陈州府……”     

　　外省客商为联系商务，沟通信息方便，纷纷在周家口建立会馆（相当于现在的驻周办事处）。如山陕会馆（关帝庙）、两湖会馆（禹王宫）、江西会馆（万寿宫）、福建会馆（天后宫）、安徽会馆（草关帝庙）、覃怀会馆（迎水寺）。此外，还有同业公会会馆，如建筑业公会会馆（鲁班庙）、油业公会会馆（大王庙）、粮业公会会馆（平王庙）等，这些会馆都是神灵崇拜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在这些会馆中，尤以山陕会馆（关帝庙）工程最为浩大，占地20余亩，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扩建、重修，于咸丰二年（1852年）全部落成，前后历时159年。山陕会馆采湖广之秀木，运秦晋之砖石，请墨客画师，聘能工巧匠，馆内亭台楼榭，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是“豫东平原保存较好、建筑艺术价值较高的古建筑群”，它犹如一段凝固的历史，记载着昔日周家口商业的繁荣、经济的鼎盛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