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民

　　清朝末年的剿捻，使中原名镇周家口成为军事重镇而闻名全国。清廷重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以剿捻总指挥的身份在这里住了150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近代中国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满清王朝开国200多年来重用的第一位汉人。1847年，37岁的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过两年，他又升任礼部右侍郎，成为身居要职的朝内重臣，直接参议朝政大事，不仅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而且帮办团练，组建封建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此，清廷于1864年赏他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位列三公，权倾当朝，死后谥文正，并于数省建立专祠。曾国藩破格得到清朝的最高奖赏，创下了“文臣封侯”的先例。

　　毛泽东一生佩服的人很少，除了唐宗宋祖、秦皇汉武、成吉思汗等几个在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之外，“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刻意追求，一生效仿，连每天记日记的习惯都是沿袭于曾国藩，直至晚年还对《曾国藩家书》手不离卷。就是这样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在他政治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来到了豫东名镇周家口。关于这段历史，史料记载很少，唐明浩写的《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三卷）中仅有“曾国藩到河南周家口视察河防”一名话。《淮军平捻记》《清史稿》之类的书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周口市志》把曾国藩来周家口的时间，写成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提前七个月。曾国藩是什么时间来周家口的？周家口为什么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使他遭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最后沮丧地离开周家口？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透视这段既给周家口带来荣耀，又给周家口带来灾难的往事。

　　临危受命

　　曾国藩一生两次来周家口，一次是经过，一次是驻节，在其所写的《日记》和《家书》中均有所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十二月，曾国藩赴北京任职时，月初离开湘乡，“（十二月）二十一在汉口开车。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汊（今罗山县城东）度岁。正月初二开车，初七至周家口，即换大车……正月初九开车，十二至河南省城（开封），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正月十六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正月二十八到京”。

　　另外，曾国藩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五《致澄弟沅弟》信中说：“（澄）弟汉口坐轿至周家口，旱路不过八天。”由曾国藩去北京途经周家口到其弟来周家口可见，当时周家口确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东西水运的码头。

　　时隔二十六年，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剿捻总指挥的身份再次来到周家口。

　　捻，是淮北方言，是一群一股的意思。捻军成员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诸如贫苦农民、船夫、渔夫、饥民、无业游民、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失业的人等等。捻众的斗争，表现在以联合的力量抗粮抗差、吃大户、护送走私盐贩，有时还大股外出打劫财物，但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捻众的斗争转向政治方面，并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活跃在皖、豫、鲁一带，号称捻军。

　　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百余人聚会安徽蒙城县雉河集，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祭告天地，宣布以推翻清廷为目的，并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风风火火闹开，给太平军以有力支持。后来，天京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大势已去，捻军也受到极大挫折。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首王范汝增等太平军将领率领一部分人和捻军结成一股，并对捻军进行整顿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战斗目标。这支新捻军的主要领袖有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和荆王牛洪。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十八，在遵王赖文光的周密部署下，捻军将蒙古亲王、清兵统帅僧格林沁的马队诱入山东曹州（今菏泽）西的高楼寨包围圈里，将僧部全歼。僧格林沁的头颅被捻军砍下，挂在旗杆上三日。噩耗传来，朝野震动，两宫太后下令辍朝三日，为满蒙亲贵眼中巨星的殒落致哀。同时，清廷再次重用曾国藩督师剿捻。僧格林沁死后不到十天，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曾国藩接连接到三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代理）。”

　　曾国藩极不情愿再上战场。攻克南京后，曾国藩害怕功高震主，主动将湘军陆师裁撤得差不多了，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5000人，此外就是驻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曰部，加起来不过8000人。捻军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这三个基本情况，决定了湘军不能与捻军作战，至少不能星夜出省。曾国藩对朝廷明知这些情况而严旨催促感到不满。此外，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与五省督府协同作战，在如此广阔的地方与捻军周旋，不是易事。于是，他上奏皇太后、皇上：“臣精力日哀，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曾国藩的奏请不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河防之策

　　在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战争中，周家口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战略要地，与曾国藩的战略指导思想有着直接关系。就在来周家口的前一年，即同治四年七月初八（1865年8月28日），曾国藩上奏清廷：“臣之愚见，常欲坚持初议，于捻匪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如刘铭传驻周家口，贼若回窜扶沟、鄢陵，即自周家口迎头痛击之。张树声等驻徐州，贼若回窜永城、萧、砀，即自徐州迎头击之。推之贼窜蒙、宿，则刘松山等自临淮迎头击之，贼窜曹、单，则潘鼎新自济宁迎头击之。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庶几渐有归宿。”

　　捻军作战擅以分合飘忽制胜。倏而分数十股，使官兵彼此不能分顾；倏而合数万众，使官兵仓猝不及支持；倏而窜数百里外，使官兵跟寻无踪；倏而盘旋百十里中，使官兵怀疑莫测。曾国藩针对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制定“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剿捻方略。其具体计划是：一、查圩筑寨。实行坚壁清野，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捻军活动地区筑起圩寨，强令百姓将粮食、牧畜搬入圩寨内，实行保甲连坐。五家具保结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以此切断百姓与捻军的联系和供给。当时，周家口筑起寨门41座，并对三岸原有之寨墙进行全面重修加固。二、重点设防。“拟以山东济宁为老营，河南周家口、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各驻大军。多存粮械，一处吃紧，他处支援，四镇之中以陈州之周家口为重要”。三、布置河防。徐州、济宁是运河防线的重点，临淮是淮河防线的重点，黄河既是天然防线又有水师驻防，周家口是沙颍河、贾鲁河防线的重点。从周家口到沈丘槐店再到安徽的正阳关，属沙颍河防线。整个沙颍河的中下游都驻兵防守。自正阳关以下，统属淮河，由水师和皖军会防。从周家口到朱仙镇，属贾鲁河防线，刘铭传部在周家口和朱仙镇驻防。从朱仙镇往北经开封到黄河南岸，有70里沙地，无河可防，曾国藩命豫军挖濠设防，严密防守。整个沙颍河、贾鲁河防线与黄河防线和淮河防线连在一起。东以运河，北以黄河，西以贾鲁河，南以淮河的自然天险为界，沿河筑起长堤和碉堡，分兵守防，形成对捻军大面积包围圈，然后步步紧逼，将捻军消灭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的包围圈内。

　　曾国藩先派刘铭传率部驻防周家口。刘铭传抵周家口后，即向曾国藩禀报说：“我军日来与战三次，初四获胜，初六初七即有两次失败……十余年来，尤甚。僧旅（僧格林沁部）以马队擅长，而前后被捻军夺去马匹四五千之多；淮军以洋枪擅长，而昨亦被捻军夺去百余杆，贼势日炽，我辈自应加倍儆惧。”曾国藩派人到蒙古买来马匹五千余匹，补充骑兵用去三千匹，剩下两千多匹在周家口卖掉，引来周边县及外省农民前来购买，后逐渐发展，周家口沙颍河南北岸有牲口行180多家，从业人员近4000人，高峰时期两岸各种牲畜成交量日近万头，周家口因此成为闻名全国的骡马交易市场。曾国藩在周家口驻以重兵防守，其作用有三：一、拱卫京师。捻军的根据地在安徽的蒙城、亳州一带，和豫东接壤。周家口距这一带不过200余里，豫东是京师的门户，而周家口又是豫东的门户，沙颍河、贾鲁河防线就成了保卫京城的第一道屏障。二、防止捻军西进。清廷和曾国藩非常担心捻军挥师挺进大西北和那里的回民起义相呼应，建立根据地。到周家口一个月以后，即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曾国藩在写给他的九弟曾国荃的家信中说：“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两次，大胜一次。刘、藩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窜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三、对捻军实施防堵。在周家口沙颍河两岸驻以重兵，可以阻挡东来与南来的捻军。如果捻军冲过沙颍河与贾鲁河，被北边的官兵阻挡而又折回的时候，淮军又可以调整兵力拦头堵截，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铭传的淮军号称“十八营”。至今，沙颍河两岸有许多村庄都是以“营”为建制命名的，如沙颍河南岸的前王营、后王营、前张营、后张营、艾营、毛营、李营、韩营、牛营；沙颍河北岸的邱营、李营、韩营、徐营、秦营；贾鲁河东岸现西华县境内的皮营、东王营、西华营、常营。当年这些地方正是刘铭传、张村珊所率领的淮军驻扎兵营的村庄。历史的遗迹不禁令人浮想连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