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羨荣  王超凡

　　原来，周家口的贫苦市民生活质量不高，为养家糊口忙碌了一天，到傍晚时分，无所事事，常常到街上听人宣讲道德故事，也就是所谓的宣讲拾遗。当时，周家口沙颍河南岸的文化街、东堤子街、马王庙街，沙颍河北岸的镇冲寺、齐埠口等处，经常举办这样的宣讲活动。有时，同一天晚上竟有三四处同时进行宣讲活动，群众像看大戏一样，既可休闲，又可受到教育。

　　宣讲拾遗是过去社会上群众进行自我道德教育的一种方式。据介绍，它起源于明末，盛行于清代。那时，群众看不到报纸、电视，听不到广播，也没有公园和商店可逛，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于是，有文化的人傍晚便坐在家门前与人聊天、讲故事，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受到启发教育。到了清代，聚在一起休闲的人越来越多，举人、秀才们便自发组织起来为群众宣讲道德故事。他们收集社会上积德行善、教子成名及大逆不孝、打骂公婆等好坏典型事例，经过艺术加工，编成唱词，加上道白，印刷成册，取名为《宣讲拾遗》，并公开发行。宣讲者每到傍晚便在背街十字路口或空地上，搭起一个两米多高的架子，上面放一个案几，两旁悬挂旗子，上书“宣讲拾遗”或“觉世劝民”，案几上放着一盏纸罩子油灯，宣讲者站在凳子上看着案上的书照本宣科。台下有两三人作准备，讲一个故事换一个人，他们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慈善行为。由于群众对皇帝无限忠诚，视皇帝话语为谕旨，宣讲者便以此对群众进行教育，不断引用皇帝的话语，因此群众也把这种活动叫作“讲圣谕”。再者，群众有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相信阴曹地府有十殿阎君和牛鬼蛇神等，在阳间作了恶，到了阴间就要上刀山下油锅等，宣讲者也以此教育群众。

　　笔者曾收集到周家口文成堂光绪癸未年（1883年）重印的《宣讲拾遗》数本（如图），上书“圣谕一训”“圣谕二训”等。这些小册子为木刻板，宋体字，宣纸印刷。《宣讲拾遗》全套共8册，有40多个故事，约30万字，有“五元哭坟”（继母虐待儿子的故事）、“安安送米”（小姑不贤，唆使母亲虐待嫂嫂的故事）、“异方教子”（教子成名光宗耀祖的故事）、“恶媳必报”等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主人公的家庭住址和姓名，真实可信。每册开端都有精选圣训，如“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文昌帝君十则”“武圣帝君十二戒规”等等，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教育世人孝敬父母、积德行善。今选“圣祖仁皇帝圣谕十六条”，以警世人。

　　第一条：孝父母以重人伦； 

　　第二条：笃宗教以昭和睦；

　　第三条：和乡党以息争讼；

　　第四条：重农桑以足衣食；

　　第五条：尚节俭以利财用；

　　第六条：隆学校以端正习；

　　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气；

　　第八条：讲法律以避思顽；

　　第九条：明礼让以厚风俗；

　　第十条：务本业以定民心；

　　第十一条：训子弟以禁非为；

　　第十二条：息诬告以全善良；

　　第十三条：戒匿逃以免株连；

　　第十四条：完钱粮以省催科；

　　第十五条：联保甲以防盗贼；

　　第十六条：解仇愤以安身心。

　　虽然时隔两三百年，时代不同，社会制度各异，但是，当时提倡的内容与现在所倡导的社会道德风尚基本相同。

　　笔者孩提时代，春夏秋季傍晚经常跟随家人到文化街一家茶馆门前听“讲圣谕”。当时，附近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的自带板凳，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爬到树上，旁边有卖花生、洋烟、麻花、青果糖、油酥豆、花米团的小贩，场面热闹非凡。宣讲者在台上按照书本，一会儿拉着长腔高唱，一会儿一字一句地道白，声情并茂。当宣讲者讲到父母教子有方，儿子苦读四书，一举得中头名状元时，听众都为之高兴；当听到儿子不孝，挥霍家产，最后饿死在街头时，听众都说其活该；当听到儿媳因打公骂婆，虐待老人，最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时，有的老人联想到自己儿子儿媳不孝，也忍不住痛哭流涕。

　　在那个时代，周家口和其他地区一样，群众自发地通过宣讲拾遗，进行自我教育，填补了官府的教育空白，在社会上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这项活动，从明朝开始，经过清朝，直到1944年日寇攻入周家口才算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