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母亲柔软而温暖的背上活过来的。

　　记得小时候，我生了一种病，经常肚子痛。医生说是寒积所致，可吃药打针总是不大见效，人瘦得皮包骨头。母亲就天天背着我。说来也怪，母亲一背起我，疼痛会很快缓解。每当疼痛发作的时候，母亲就蹲下身，让我趴到她背上，站起来不停地转悠，直到我睡着为止。如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我居然活过来了。母亲说：“你呀，和阎王爷打了一架，硬是把阎王爷给打败了！”但我却认为，是母亲打败了阎王爷，把我从阎王爷那里夺了回来。

　　母亲生下八个儿女。我排行第七，上有三个姐姐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大姐二姐在1941年发黄水时连病带饿，夭亡他乡。当时大哥不满周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了人家抱养，直到1958年才回到父母身边。这给母亲造成了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痛，每提及此事，母亲就潸然泪下，她常说：“儿女是娘的连心肉啊！”

　　母亲叫郭振贵，同她们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没能进学校读书，不论在娘家或婆家，就只会干农活和操持家务。母亲因此锻炼出一副硬朗的身子骨，经得起风吹雨打，很少生病吃药。在我兄弟姊妹都未成年的时候，母亲一直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那时父亲多病，又问着公事，我们都在上学。每次应公差，如翻地、挖河、修路等，母亲就同男劳力一样去干，饱受风霜劳苦。母亲干活是出了名的不惜力，手脚利索，不让须眉。锄地要比别人锄得快，摘棉花要比别人摘得多，翻地要比别人翻得深。评工分时，母亲总是拿一等。

　　母亲的针线活在乡下是出了名的。不论做鞋子或衣服，既可体，又好看。村里人说她补补丁也比别人补得好看。在那个时代，偏僻的农村还没有缝纫机，也没有裁缝，像母亲这样的针线活能手，就顶个裁缝了。所以，不论本村或邻村的，经常有人来找母亲剪鞋样裁衣料。母亲不论远近亲疏，忙与不忙，都会马上应承，让乡亲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大跃进”那几年，村里组织缝纫组，母亲是第一人选。那时尽管吃不饱饭，天天忍饥挨饿，但母亲总是尽心尽力，早出晚归，无怨无悔地为大伙忙碌。 

　　母亲做的茶饭也是远近有名的，馍、菜、汤样样都好。特别是擀的面条， 粗细均匀，像现在的机制挂面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能赶得上母亲做的饭菜那样可口，即使是很平常的东西，一经母亲的手，就成了珍馐美味。土地承包之前，粮食奇缺，红薯是主食。当时流行一句话：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儿活。人们对红薯尽管吃腻了可又摆脱不了。然而母亲却能变着法儿用红薯做成各种食品，生的、熟的，咸的、淡的，酸的、甜的，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即使用野菜、树叶做的饭也特别好吃。我们都爱吃面条，可是当时白面奇缺，豆杂面也少，用纯红薯面擀不成，怎么办呢？母亲就掺入一些榆皮面，加些佐料，那个味道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记得我村有一位老人，临终前口口声声要吃我母亲擀的面条。后来我哥把母亲从外祖母家接回来，给他精心做了一碗面条，算满足了他生前的愿望。                        

　　母亲的纺纱织布技艺享誉十里八村。她纺的纱细而不断，力度均匀；织的布都说能赶得上“洋布”，尤其是印花布、方格布、条纹布，染色鲜艳，花样新颖，堪为土布上品。在我的记忆里，全家人靠着母亲纺纱织布缓解了当时生活的艰难。比如没钱买盐了，没钱交学费了，母亲就带点土布或棉线到集市上换钱。没柴烧了，就让哥哥带点棉布到密县、禹县换一架车煤拉回来。在那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母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啊！在这个老少十余口人的大家庭里，母亲的负担是多么繁重啊！白天，母亲要下地干活、侍奉婆婆、烧火做饭、喂猪喂鸡；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还要纺纱、织布、做衣服。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母亲纺纱的嗡嗡声和织布的唧唧声中入睡的。有时一觉醒来，屋里灯还亮着，就忍不住问母亲：“妈，您该睡了吧？”“你睡吧，我再迟一会儿，把这个穗子纺好。”母亲答应着，仍舍不得停下手中的活儿。直到现在，那嗡嗡声与唧唧声，犹如欢快的儿歌和优美的催眠曲，还时时在我耳边回响。

　　岁月匆匆，斗转星移。母亲去世已二十多年了！母亲使用过的纺车还完好地保存在家里，这是母亲唯一的遗物了！这架刻着岁月印痕并沾有母亲汗渍的纺车，静静地立在那里，尽管它已经失去使用的价值，但在我的眼里却弥足珍贵。睹物思人，它时时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与对母亲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