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湮没在历史中的周口故事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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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袭来接连受挫

  周口人民难忘的邓塞林同志(下)

  □王羡荣 文/图

  这张照片是1951年邓塞林同志送给笔者的。(翻拍)

  笔者与邓老的交往

  邓塞林是笔者参加工作的介绍人,后来又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一向对笔者关心、爱护,关系很好,笔者的进步离不开他的启蒙帮助。

  1947年,笔者小学毕业后因交不起学费未能上初中。1950年,笔者在沙颍河南岸剪股街一家百货店当店员,当时邓塞林是原周口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他常去店里与老板闲谈,有时也与笔者聊上几句。那时,原周口市刚成立不久,各单位还处于起步阶段,很需要干部。笔者很想去机关工作,但找不到介绍人,邓塞林看笔者聪明,写的字比较好,又是贫民出身(当时家庭出身很重要),就问笔者:“你愿意去机关工作吗?”笔者求之不得,便高兴地答应了。之后,邓塞林给原周口市人民政府人事科写了一封信,人事科将笔者安排到原周口市人民政府合作科(供销社前身)工作。

  1951年春,原周口市人民政府合作科改为原周口市合作总社,从市政府院内迁至沙颍河北岸磨盘街,邓塞林调任合作社主任。从此,笔者和他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那时,笔者才17岁,在秘书科工作,负责收发、誊写文件。由于文化水平低,又无机关工作经验,邓塞林经常帮助笔者。此外,邓塞林还要求笔者每天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要求笔者抽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多看报纸,了解时事,武装头脑。笔者爱看报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邓塞林是笔者参加工作的介绍人,是笔者的老领导,从年龄上说,他还是笔者的长辈,所以笔者对他非常敬重。1958年反右派时,邓塞林遭受迫害,回老家劳动。1974年,邓塞林来周口访友,尽管生活非常困难、粮食供应紧张,笔者仍将他安置在自己家,以粗茶淡饭相待,并冒险陪其访友。1982年,邓塞林从河南省供销干部学校离休,笔者每次去省里开会、办事都会去他家坐坐。1984年,笔者被原周口地区政协聘为“文史研究员”后 ,萌发了在《周口文史资料》上介绍邓塞林生平的想法。1992年3月下旬,笔者在郑州开会期间,向邓塞林讲了这个想法,请他进一步介绍情况,但邓塞林淡泊名利不肯提及往事。经笔者再三要求,邓塞林才勉强同意。当时,邓塞林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说话时喘不上气,但他硬撑着将自己的情况向笔者介绍清楚。后来,笔者怀着敬仰之情,整理好《访邓塞林同志》一文,发表于《周口文史资料》上。

  对待同事亲如家人

  1948年1月,原周口市(现川汇区)人民政府成立。在刚刚成立的两三年中,单位少、人员缺,全市不过一二百名干部,其中大部分人都认识邓塞林。邓塞林对同事爱护有加,亲如家人,表扬多批评少,与同事说话讲究方式,总是挥着手势说:“你很好!”接着就说对方的优点,如果有缺点,也会婉转地说:“如果注意一下某某问题,那就更好了。”

  邓塞林在原周口市合作社工作时,发现有些同事轻视“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合作社,他们感觉市委、市政府、国营公司牌子正,合作社不像个正式单位,在那里工作脸上没有光彩,工作上不起劲,而且邓塞林还听到本单位的同事反映:“外单位有位同志为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把干部分为四等。一等是市委和群团的干部;二等是市政府下属科室的干部;三等是国营公司的干部;四等是合作社的干部。”合作社一些干部听了这话更不安心工作,邓塞林发觉后,及时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让大家讨论合作社对恢复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消除了合作社一些干部的思想情绪,让他们安下心来工作。邓塞林还通过有关领导,对那位说错话的同志作了严肃批评,使之认识了错误,不再胡说乱讲。事实上,当时合作社的摊子大、任务重,工作非常重要。

  邓塞林身为原周口市合作社的主任,平易近人,在生活上与同事打成一片,说话不分官兵,但是工作非常认真,对下属要求严格,下属出了差错,他照样批评。当时,合作社每周日定期召开检讨会,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检查一下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成绩和缺点,然后再让大家补充,有时互相提的意见很尖锐,同事之间弄得“脸红脖子粗”,但为了互相帮助,搞好工作,大家都不计较个人得失。

  将周口看作第二故乡

  邓塞林离休后,坚持学习,即使生病住院也要看书、看报,学习党中央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

  邓塞林对周口有着深厚感情。笔者每次到郑州开会都会带着周口老友的问候去看望他。他念念不忘周口,经常向笔者询问周口的发展、变化情况等,他确实把周口看作他的第二故乡。1974年,尽管生活困难,邓塞林还是到周口进行了访友。1984年,邓塞林曾两次到周口拜访老友。现在周口70岁以上的老人,大都还记得当年为周口作过贡献的老邓同志。            

  邓塞林于1997年去世,享年85岁。邓塞林的老伴是随他一起吃苦受罪的贤妻良母,于2005年去世。邓塞林的女儿邓小塞,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开封高中,在北京深造后,从事外交工作。邓塞林的长子邓政协为省某高校高级讲师,次子邓国庆在郑州市动物园工作,现均已退休。

  1952年春,周口同全国一样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邓塞林被以“贪污”11万元人民币的罪名在万人大会上法办入狱。后经清查核实,邓塞林于同年7月1日平反出狱,时任市委书记纪涵星亲自向邓塞林道歉。同年秋,邓塞林被调到淮阳专区合作社任业务科长。1952年年底,淮阳专区与商丘专区合并,邓塞林被调到省合作总社任财务处基建科科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邓塞林经常到各地合作社实地勘察,为全省合作系统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邓塞林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及公职。之后,邓塞林与老伴带领儿子回老家萧县劳动,不久移居黑龙江北大荒。在那段日子里,邓塞林历尽艰辛,身体遭受严重摧残,患上了冠心病、气管炎、高血压等疾病。尽管如此,邓塞林仍无怨言,他相信党总有一天能把他的问题弄清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历史性的一次大转折。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精神,邓塞林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彻底纠正。随后,邓塞林恢复了党籍,被安排到河南省供销干部学校任行政科长,直至1982年离休。其间,他不顾年老多病,为河南省供销干部学校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张照片是笔者1992年3月在郑州为邓塞林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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