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上)

　　■邹文生

　　从东汉中叶至汉献帝建安时代（196年-219年），乐府创作进入“文人化”阶段。这时期虽然有不少民间谣谚，但文人创作的比重加大。他们“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语出《杂曲歌辞》），其传世作品主要收藏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诗体形式则多为五言。

　　组诗《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昭明文选》题下注曰：“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今之学者综合《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社会内容以及其纯熟的艺术技巧，认为组诗《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产生的年代大约在汉顺帝末年至汉灵帝在位期间。萧统在编撰《昭明文选》时，将这些作者已无法考证的五言古诗挑选出19首编录成组，冠以《古诗十九首》之名，后世遂以“组诗”来看待。

　　《古诗十九首》是在东汉乐府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古诗，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内容比较消极，情调也哀怨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善于用事物进行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等。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其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均为后人所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古诗十九首》在我国五言诗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其艺术风格也深深影响着我国后世诗歌的创作和批评。刘勰《文心雕龙》中称赞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中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明代诗人王世贞曾说：“《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明代学者陆时雍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见陆时雍《诗境总论》）

　　清代诗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一书中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他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尽，特故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陈祚明的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类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例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和《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某种观念的《回车驾言迈》和《明月皎夜光》等等。质言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都是“人同有之情”的。所以，它能够永久地感动人，能够千古常新。另外，《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士子们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借此透视东汉末年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大家知道，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十九首五言诗，基本上是游子思妇之辞。下层文士间夫妇、朋友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及人生无常之感，共同构成了《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也有少数作品表现了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这些诗歌，深刻地再现了下层文士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以及心灵上的觉醒与痛苦。学者王康先生所说“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见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他的见解十分中肯，良非虚言。比如，《青青陵上柏》写诗人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这座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是权贵们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这个世界并非属于他。于是，在诗人貌似冷峻的态度中，蕴含了失去人生归宿感的迷惘，并萌发出政治理想被亵渎的忧愤。再如，《明月皎夜光》这首诗，则抒写了文士们的另一种失落。那就是：一些文人在为共同利益而斗争时标榜气节和忠义，他们一旦在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展开竞争时，其原先的友情则立即发生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文士们一度笃信的伦理道德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顿时现出虚妄，这正如诗中所言：“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用句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文士们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尤其是当事功不朽之希望破灭后，使得诗人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比如，《驱车上东门》这首诗这样写道：“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是啊，个体生命面对滔滔的时间长河，既弥足珍贵，又卑微渺小。于是，诗人们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做出新的人生选择。无论是露骨的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一句话，东汉末年的士子们已经开始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可惜的是，这些士子在旧的理性规范被解除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等方面的束缚，是很难获得健康的、乐观的内容和形式的。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在感叹短暂的人生之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的甘心颓废，有不少人仍洁身自好，在努力地寻觅精神上的“永恒”。比如，《回车驾言迈》中说：“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诗中所说的“荣名”，已经超越了以爵禄为标志的“事功”，而是在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尽管这种“不朽”在当时社会尚乏具体内涵，但预示了汉末文人企望功业不朽、文章不朽的“建安时代”即将到来。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巨大痛苦。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长期漂泊在外。这些文人，他们或者在仕途上进行无望的追求，或者在异乡逃避政治上的迫害，但他们都同样渴求爱情与家庭的温馨，并借以慰藉其孤独而屈辱的心灵，于是，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的诗歌，成为《古诗十九首》的另一个重大主题。比如，《涉江采芙蓉》这首诗就描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诗中这样写道：“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中的相思怀人之作，有不少是从女性的角度着笔的。其因有二：

　　第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和理想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上。

　　第二，我国古代女性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心灵世界相对狭小封闭，这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咀嚼、体味相思之痛苦。

　　大家知道，女性感情上的深婉和细腻，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一旦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能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上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们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可喜的是，我国汉末的男性诗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进行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诗人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地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所以，《古诗十九首》就能够从女性的角度来描写相思之苦，并能够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魅力。

　　例如，《迢迢牵牛星》这首诗，诗人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即之情状，颇有新意。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思妇借助单调往复的劳作来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再如，《行行重行行》这首诗，极写思妇对丈夫的深切怀念。虽然女主人公的心里已经蒙上了唯恐被弃的阴影，但她最终还是搁下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转而向男方致以一往情深的祝愿。请读者想一想，如果汉末诗人没有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悉，是无法开掘出如此幽微的情感层次的佳作的！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汉末士子们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代末期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其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和认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