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美国人写的《世界，一部历史》，觉得还算中肯。然而，作者记述唐朝的部分标题居然是“中国的复苏及复苏的限度”，让初读者不禁有些不平。盛如大唐，居然只是对中华民族“有限”的复苏？

　　可后来，我发现我对唐朝的本来印象实在是好得离谱了。翻翻《新唐书》，仅在列帝的本纪中就能不断看到“寇犯”、“战败”一类的字眼，一时愕然，不免想到：传说中的“大唐”就是这么个不断吃败仗的朝代吗？胜败乃兵家常事，其他中原王朝也没少吃败仗，但那是在危乱、疲敝之时，或是文人政治之下，可唐朝居然在文治武功的几段盛世期间也频繁在边境上失利，而每次来“犯”的“寇”大多居然是毫发无伤地裹卷了财物扬长而去，大有反客为主之势。长久的愕然。这真是创造了李白、杜甫们的那个诗与花的时代吗？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那本《世界，一部历史》了，它写得其实到位。长安居于唐王朝的国土正中，王朝前期，拥兵在内，外部空虚，有敌来犯，往往要从内地派兵驰援。后来各地军事长官权力扩大，又开始拥兵自重，边防稳定了,安史之乱却接踵而至，生生摧垮了盛世巅峰的唐王朝。

　　莫非这就是那个傲视罗马城的长安、傲视古罗马的大唐？

　　这就是那个大唐，那令我们自豪的时代。

　　自豪在长安，自豪在最浪漫不过的诗与花时代。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何其盛。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长安何其壮。

　　长安甚至不怕“诋毁”，任人写出“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文句，还常年咏唱。

　　长安聚集了欧亚大陆的各国来客。落日余晖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欣欣向荣的印度、草原上的突厥与回鹘、隔海而望的日本……这些国家的人民平日里可能不相往来，甚至相互仇视，可一来到长安，马上成了和气的友人。友人们也带来自己的文化，并将它们与古老的华夏文明相交融，极大拓展了唐人的眼界与心胸。

　　来客醉心于长安，唐同样喜爱他们。唐朝妇女开放豪爽，好穿男装——女性中甚至流行奇异的波斯服饰，流行异族的马球运动；唐诗自天上来，把后世文人逼得词穷句尽，不得不在词、曲方面开辟新的文学天地。而奔放的诗人、快活的女郎们也乐于把一天的思索或驰骋归结于胡姬酒肆，醉在异国风光。

　　东亚、东南亚乃至南亚、中亚各国至今还流传着来自中国的传说，受着唐文化的影响；欧洲人则永远向往着中国。这向往开始于马可·波罗之前，开始于充斥着诗与花的大唐，开始于牡丹一样的长安。

　　其实，那些喧宾夺主的寇犯者们、各国历尽艰辛只为一览长安尊荣的使者们，乃至强蛮的安禄山在内，都是向往着大唐、羡慕着大唐啊。

　　而长安以其广阔的胸怀无私地接纳了他们，“唐”这个字，在各国成了中华的象征，引起外界对国人的一切臧否，继续着它的包容。

　　我渐渐懂得了西安的霓虹广厦为何能与城市的古韵完美融合。那里有的是大唐的包容带来的无限的静谧与雍容。

　　登上古城墙，放眼四望，不禁高呼：“看古都只在西安！”

　　在牡丹花锦簇的西安，不禁想起了大唐，想起了古往今来的诗与花。

　　（胥淳方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201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