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山

　　人生的路很长很长，所经历的事很多很多，但最让我留恋的还是知青生活和知青时期的那些事。

　　1966年６月，在周口一中上学的我即将毕业，当时，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批判“三家村”活动，继而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我留校参加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年底，按照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的指示，周口一中绝大多数学生到商水县的白寺、固墙、平店等公社插队落户。我们到农村不久，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让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

　　难忘的一天

　　1968年12月14日下午，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从学校出发，冒着凛冽的寒风，坐着卡车一路颠簸来到商水县白寺公社，公社干部和社员早已在公社大院等候多时，红旗迎风招展，锣鼓喧天，欢迎场面非常气派。欢迎会过后，我们40位同学被分配到白寺公社秦湘湖大队，我和其他9位同学被分到秦湘湖大队西湖第三生产队。坐上西湖第三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太平车（太平车就像是春秋时期的战车，靠4个木轮缓慢前行），看着两头老黄牛拉着太平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艰难行走，我于心不忍，走没多远就下车步行了。从白寺公社到秦湘湖大队西湖第三生产队大约5公里的路程，晚上9时多，我们才到达目的地。生产队收拾出3间房子作为知青点，社员早已备好了满满一桌晚餐，荤素搭配，主食花样也挺多的，有驴打滚（外边一层薄薄的白面，里面全是杂粮的馒头）、老鳖靠河沿（用红薯干面或豆面贴在锅边上蒸熟的饼子）、烙馍、蒸红薯等。在那个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年代，生产队能给我们准备这样的饭菜已经很丰盛了。饭后，我们洗漱完毕，躺在从各家各户征集来的软床上，畅谈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秦湘湖是一个水美、地肥、人亲的地方，背靠汾河。这一带，五谷杂粮种啥收啥，鸡鸭牛羊猪养啥成啥。据说上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中央某部的一个渔场，养的鱼又大又肥，水域消失后，留下了不足500人的秦湘湖大队。

　　我们是抱着“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雄心壮志到农村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投入到各种农活中去了。冬季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时机，按照大队的安排，东、西湖生产队之间要修建一条4米宽的大道。施工中，知青们和社员一起早出晚归，丈量土地、放线、挖沟、覆土、碾压……手上磨出了水泡也不叫苦、不叫累。通过几天的辛勤劳动，一条乡间大道呈现在大家面前。从修这条路开始，知青们也就成了挣工分的公社社员。接着，我们又到姚集乡龙淌河参加了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知青和社员一样，两人一根杠子、一个大泥兜，将从河床内挖出的淤泥装入泥兜，抬到河堤上。一兜淤泥重50多公斤，河坡很陡，走在后面的人承担着更多的重量，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知青不甘示弱，凭着一股倔犟劲儿争着走在后面。

　　麦收的时候最让人头痛，这里人少地多，麦子长得参差不齐，收割完至少要用半个月的时间。长得好的麦子用镰割，长得不好的麦子用钐镰刀割。使用钐镰刀割麦子的都是老把式，他们割麦子的动作就像舞蹈动作一样优美。当时，生产队安排我推网包车，装满一网包麦子才能卸掉。烈日炎炎下，从南到北推下来，我累得汗流浃背，但欣赏着老把式优美的动作，也就不感觉累了。用镰割麦是最累人的，一天下来腰累得直都直不起来。知青经受住了考验，待交了公粮，每人分到35公斤麦子，这就是一年的细粮。

　　收完麦子后是三夏最忙的时候，这时开始种麦茬红薯和少量经济作物，如芝麻、大豆、绿豆、高粱、西瓜等。如遇秋涝，为减少损失，我们要马上补种荞麦。荞麦开花时，当地有这么一句谚语——“近视眼看荞麦，一洼好水”。后来，秦湘湖大队从西华县殷坡请来了种植棉花的技术员，我们这里也开始种植棉花。种棉花最苦的活是三伏天给棉花打药，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往棉花上打药治虫，溅出的药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弄得人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一样。知青在这里算是真正体验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在当知青的两年时间里，我还到白寺公社广播站干过架线员，可不要小看小小的广播线，它既能用来听广播，还能用作电话线。

　　通过辛勤劳动，当知青次年我就成了余粮户，生产队让余粮户和缺粮户对接，我当时对缺粮户劳力少、孩子多的窘况非常了解，就对他们说“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帮你们渡过难关是我心甘情愿的”。1969年，经贫下中农推荐，我参加了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