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驯风记》，最早的想法萌动于2013年春天，那时候，万木复苏，我的心也蠢蠢欲动。可是我并没有因为心动而急于下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走下去，必须走下去寻找我需要的东西。

　　没有谁拿着枪逼着，那是一种自觉。在我的心目中，写小说最重要的是得找到属于它的气质。那种东西无影无形，最是难寻。找到了是幸运，找不到也正常。就看上天是否眷顾一个写字的人。

　　我沿着文化的脉络走。我有目的地开车四处转，像条猎狗一样寻找能够给我大脑提供能量的东西。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想方设法进博物馆去养眼。县一级的博物馆大都是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就算对外没有多少人光顾，开着，还浪费电。

　　但那里面，东西好，也真，所以我只有通过各种关系打开博物馆的大门，去对接前代名人留下的气息。还有，不只是看，还买东西，但凡有价值的方志图谱都会被我收入囊中。

　　那些地方，有的一生也只会去一次。错过那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因此，逼得我不得不拿出当年谈恋爱的激情去做那些事情。

　　在行行复行行中，我还阅读了几百册世界名著，许多活在世界文学长廊里的人物也开始活在我的头脑里。有一天，在一座山里，夜，有风吹着，万千星星明亮在天上，我穿着拖鞋漫步在山间小路上。书中主人公马立的形象在我心中饱满起来，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已经找到属于我要写小说的气质，那种带有神秘文化味道的小说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我通过数年寻找，数年阅读找到的，它只属于我，只属于我要写的书。可真动手了，问题又纷至沓来，使用什么样的结构，塑造什么样的人物等，许多问题想不清楚。

　　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坚持下去，写写停停，一年以后，电脑里只有不到五万字。可也就在五万字以后，仿佛得到了神灵的帮助，一切又顺了起来。不是我在写小说了，好像是小说在写我了。

　　许多人物在我的脑海里活了起来。结构也清晰起来。这样，一本很快就有了雏形。当然，接下来仍然有很多困难。那就改，这本书我改了五遍，每改一遍，都如同重写。但正因为如此，让我找到了写作的自信，让人有翻过文学之墙的感觉。

　　其实，这本书的名字最早并不叫《驯风记》，中间几易其名，就像农家的孩娃，生下来，男娃叫孩，女娃叫妞。稍长，男的起名砖头，女的就叫春妞。起名的，不是爹妈，就是爷奶。那种活，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待大了，上大学后，就嫌名土气，开始把名字往“高大上”的方向改，而且是自己动手，不再劳烦他人。

　　《驯风记》就相当于农家娃上大学以后的名字，以前的名字，是啥，我说与不说，读者知与不知，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书名经过检验，已经得到认可，最起码，得到我自恋式的认可。这个书名已成为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印记，也可能成为人认知我的一个标签。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在我心目中，写小说与做服装、开饭馆等社会营生一样，不过是养人生活的行当。与那些营生比起来，还是小本生意呢。不过，要想区别，抠一抠，算一算，还是能区别开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做服装、开饭馆的营生喂养身体，小说呢，是灵魂的贡品。

　　有时候，也想，造化弄人，艺术更是弄人，作为艺术之母的文学不是弄人了，简直是折磨人。因为《驯风记》成书以后，她与我最初的构思完全不一样，她从一种样子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我想的是村姑，出来的却是洋妞。

　　我就像一个嫁闺女的人，喇叭唢呐一通响，闺女走了，屋空了，我的心也空了。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我只有接着磨文学的面，蒸我小说的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