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国兴

　　在我们60多岁的老人心里，知青是个敏感的字眼。一提起这两个字，就会引起我们无尽的回忆。

　　我是周口一高1966年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全部停课。1968年，毛泽东同志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自此之后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时驻扎在周口一高的工宣队动员学生下乡去，开始大家都有顾虑，有的想等着参加高考，还有的想找个工作接济家里，表态的人很少。后来，工宣队加大工作力度，耐心细致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大家的认识提高了，踊跃报名要求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人员确定后，学校决定接济每人一条棉被，特别困难的学生加发一条棉裤。一切准备就绪后，1968年11月18日，我们这些学生登上大卡车，一部分去了扶沟县固城公社海岗大队，另一部分去了扶沟县崔桥青年农场。

　　我被分配到扶沟县海岗大队插队。那天，天阴沉沉的，刮着刺骨的寒风，我和其他知青一起挤在露天的卡车车箱里，一路颠簸着来到乡下。到了海岗，大队党支部书记海初步代表贫下中农欢迎我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一开始，我们住在大队部，睡的是麦秸铺。一个月后，大队给我们建了泥草房，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睡上板床。我们几十个知青分配在海岗大队下面的5个生产队，我在第一生产队。

　　初到农村，由于当地的条件太差，大家都心神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我们开始主动与农民交朋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农民朋友对我们十分热情，喜欢与我们拉家常，教我们干农活。那时，农民的生活很苦，平时净吃杂粮、红薯，但无论我们到谁家吃饭，他们都给我们烙好面馍吃。

　　虽然农村的活重，但我不怕。队里派我烧窑，我续煤添柴，从沟里挑水到窑顶窨砖，干得十分有劲儿。那年12月，队里要捞沤在水坑里的麻，水面结着薄冰，队长棉衣一脱就跳进了坑里，接着我们知青也一个一个地跳了下去。当时，我的两条腿冻得发麻，寒气直冲头顶，但我硬挺了下来。

　　我还上山拉过煤。那天下着小雪，往许昌走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我的母亲和二姐。事后，二姐对我说：“咱妈看见你拉着架子车在路上走，心疼得哭了一路。”我听后也不免心酸，本来就怕父母担心我吃苦受累。后来见到母亲，我安慰她说：“海岗的社员都要上山拉煤，我不觉得苦。”

　　我们分配在海岗大队第一生产队的5个人都是高中毕业生。我们商议着要发挥特长，多为队里作贡献。知青穆广庚会绘画，就负责大队部的环境美化。他在梁柱、墙壁上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当地群众看了都惊叹不已。我和知青李平喜爱音乐，便组织了几个人到各生产队表演节目，知青刘桂芝和黄秀英表演的《老两口学毛选》很受欢迎，她俩的歌声和舞蹈动作至今还牢牢记在我的脑海里。知青申凡玲虽是女生，但有能力，办事利落。她和下放到海岗大队的扶沟县广播站副站长朱发勤同志建起了广播室，宣传好人好事。

　　海岗大队是产麦区，每年上交公粮100多万斤，当时在周口地区居第一位。这也决定海岗大队的社员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割麦就是第一个考验，海岗大队的女社员特别厉害，割起麦来干净利落，让男人们都十分佩服。打晒粮食更不容易，打好的麦子要连夜入库，过几天还要翻出来晾晒，一进一出几十万上百万斤，谈何容易。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知青每天要和社员一起下地掰玉米、收豆子。海岗大队出产的红薯也很有名，块大、干面、产量高。一开始，我们不会出红薯，不是出不净，就是把红薯锛烂。农民朋友教我们如何干，渐渐地我们就学会了，看到挖出来的红薯完完整整的，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平时，知青干活尽心尽力，每天吃完饭就去干活。知青刘跃明负责喂牲口，他吃住都在牲口屋。屋里畜粪、尿水遍地，他一遍又一遍地打扫。还有一位女知青宗福英，交公粮时，扛着180斤的大麦包踩着撬板就往车上送，让其他人都十分佩服。

　　到海岗大队一年后，我们知青每人发了30多元钱。平时，为了省钱，我每次回家都是步行，往返200多里。有一次，我从周口回海岗大队，天突然下起了雨，并且越下越大，我穿的棉裤湿了大半截，走了十几个小时才到海岗大队。

　　在海岗大队的3年时间里，我们知青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队里有一位老人，未婚独居，患有眼病，每次回周口，我都会设法买些眼药捎给他。至今我还记得给他眼药时，他脸上露出的笑容。

　　1970年秋天好事接连发生，先是传来了外地知青返城的消息，接着我们知青中的赵子良、赵慧忠、赵双成参了军，邵素丽被录取到开封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我也被调到扶沟县化肥厂当工人。3年的知青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回城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经历过很多困苦，但是我们知青是一群无论走到哪儿，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能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不惧任何困难和挫折，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创出成绩的人。我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我们无愧于国家，我们为自己是一名知青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