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6岁，党员，商水县广播局退休干部。几十年来，我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家教是一种触及心灵的启蒙教育。它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话还得从我的童年说起。

　　我七岁在本村上私塾，因脚底长疮，有一天没去学校念书，妈妈问我为啥，我说：“脚疼。”妈妈说：“把书拿着，我背你去上学。”妈妈是小脚，艰难地背着我，嘴里还说：“不念书，长大咋为大家办事？要好好读书。”就这样妈妈背我上学二十多天。同学们开玩笑地说：“要不好好学习，不光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你妈妈。”从此，白天学，晚上念，我背会了《三字经》和《论语》，老师夸我“好学、聪明”。老师表扬我的事很快被妈妈知道了，她心里很高兴，给我做了件新衣服。

　　一次，学屋里轮到我打扫卫生，扫地时我拾到了一支毛笔。回到家里被妈妈发现了，非得问我那支笔是从哪里弄的？我如实地告诉妈妈，妈妈说：“笔是谁的给谁，不是咱的咱不要，不要占别人的便宜。”第二天我去上学，刚进屋就看见丢笔的同学正在东瞅瞅西看看地找他的笔。我急忙告诉他：“我扫地时拾到一只毛笔，你看是不是你的？”他接过一看，说：“是我的笔，笔杆上刻有 ‘王’字。”捡笔的事让妈妈感受到我对文具的渴望。两天后她给我买齐了笔、墨、纸、砚，让我好好练字。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按照妈妈的嘱咐做人做事，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称赞，这些童年往事我历历在目，至今难忘。

　　1953年的冬天，商水县教育局把我安排到商水县位集区任扫盲分校主任。因受水灾影响，扫盲工作还没有开展，区领导便叫我去郭屯乡苏童村驻队。一天晚上村干部会议结束后，我在村头发现一头牛，我叫村长童建章找来一根绳把牛拴在树上，然后我们便回去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问遍了群众，都说这不是咱村的牛。这时，我把牛牵到童前中家，交给他父亲先喂着。妈妈曾经的教诲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我不辞劳苦，先步行到二府、位集、党桥等村庄，寻找失主。谁知过了两天，还没有人来认领。区里召开乡村干部会，问遍与会者都说没有丢牛。我拾牛找不到失主心急如焚，失主找不到牛，我想他们会更加着急。正在这时，我在区办公室看到一张《河南大众报》，便想借助报纸寻找失主。我把牛的身高、毛色及特点，写成一篇材料装在信封里，把信送到邮电所寄到报社。这一招领启事很快见报了。这招真灵，不到十天的时间，一位农民在苏童村找到我，他说：“我是宝丰县城西四里庄的，牛在村头拴着，过汽车鸣喇叭，把牛吓跑了，三里五村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心想牛不是被人杀吃，就是被人卖掉了，真没有想到牛跑了四百多里地到了这里。”听后，我领他看看牛，他说：“正是俺的牛。”给他养了19天，他要给草料钱，被我们谢绝了。他把牛牵回家后，给我们写了封感谢信，上面写着：“新社会好，党培养的干部好。”

　　1954年，由于扫盲工作缩编，商水县教育局安排我到固墙区韩屯学校当校长。1962年春天，我在马策寺小学当校长。故乡郏县薛店区赵寨村陈安康一家三口人找到我，他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完了，还是没有吃哩。实在是没有办法俺们才来找您。”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的生活也有困难。是让他们走，还是留，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妈妈看我发愁，便说：“富人一斗，穷人一口。咱有吃的不能叫他们饿着，人家跑几百里来找咱，是相信咱。别叫他们走，走了我心里不是味儿。”我感到妈妈说得在理，就把陈家三口人安排到学校一间闲房子里住下。我给他们送去红薯干和面粉。妈妈把平时省吃俭用结余的十元钱给我，爱人把她领的工资也交给我，我用这钱又买些红薯干和吃的东西给陈家送去。学校所在地徐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徐望纯和大队长徐乃端知道这一情况后，给我送来了二斤油和十多斤绿豆，我也给陈家送去了。就这样，我们帮陈家渡过了难关。可我妈妈和我爱人却因缺乏营养而得了浮肿。学校老师和周围群众听说后都称赞我们全家人思想好，风格高。陈家三口回到家乡后，逢人便说，我们家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使我家的威望在故乡得到了提高。万万没有想到固墙公社文教党支部也知道了这些事，研究确定我为党员对象，让我去县党校学习，这使我终生难忘。

　　1992年退休后，我初心不改，发挥余热，希望继续做些有利于社会的事——创办了商水县老年诗社。我自费印刊110多期，编著《君鼎诗苑》、《南陵园赞歌》、《夕阳吟唱》、《诗话养生》等6本诗集，发给商水县老干部大学学员和全县诗友，深受大家欢迎。

　　我能做到这些，都是妈妈教诲的结果。我要牢记妈妈的教诲，把它作为家训，一代一代传下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