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到，年来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每年春节，我就想起祖父在世时唱的这首歌谣来。

　　尽管记不得祖父是1979年还是1980年去世了，但祖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真的不曾模糊过。高大的个子，硬朗的腰板，花白的短发，满面的褶皱，想起这些，我仿佛回到了依偎在他的怀抱里，听他唱着歌谣盼望着春节来临的时候。

　　有关祖父年轻时的故事，除了他和祖母曾拖家带口去南乡逃荒以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零。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了。因此，他身上能令我追忆的东西实在不多。

　　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祖父背着我，从家里去生产队的牲口屋——那时，牲口屋是一个村子的中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两间房子，可以说是全村人聚集、开会的地方。每次路过我一个伯父家时，他家的小黄狗就会追着我们爷儿俩叫上一阵儿。我趴在祖父背上，离地面有一个绝对安全的高度，一点也不恐惧。祖父呢，许是司空见惯了，仍不疾不徐地走。大概觉得好玩，我调皮的天性就有了创造，对仍吠不止的小狗喊道：“叭叭叭叭咬爷来！叭叭叭叭咬爷来！”

　　祖父没有斥责，他知道自己的孙子是在逗着玩。但这件事却成了我的叔叔婶婶们至今一提起我仍趣味不减的话题。

　　祖父爱好劳动。我上小学时，还是大集体。祖父负责村子里的菜园。菜园很大，有十余亩，诸如萝卜、蔓菁、大葱、白菜、豆角、南瓜、黄瓜、番茄等，凡是那个年代有的蔬菜，种的都有。祖父一个人推水车浇地，施肥，拔草，除虫，间苗，打杈，一直在菜畦里忙活。半下午的时候，祖父把蔬菜采摘了，按一家八、七、六、五、四、三的人口分成一堆一堆的，摆在村子西头柳荫半遮的大路上。学生放了学，或下地干活的人收了工，就擓着一个篮子过去捡菜。这是八口人的，那是六口人的，一眼就看得清楚。需要提一下的是，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子只有二十户人家。即便这样，今天想起来，祖父应该是十分劳苦的。

　　但另一面，我至今依然认定那是祖父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因为，相比从前的逃荒行乞，那些田间的劳作，对祖父来说，又算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我也不曾忘怀。有一年春节，我二姑家的表哥来拜年。吃饭时，自然要上酒。那酒是用酒壶筛过的，味道有些浓烈。表哥呢，还是因为年龄小，不想喝又不敢说，每杯酒只端了端，就偷偷地倒掉了。不想，这一小动作被祖父发现了。“啪”的一声，祖父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表哥没敢哭，但疼得眼泪都下来了。

　　“你知道多少粮食才酿出一斤酒来？”祖父怒不可遏，拍着桌子说。

　　祖父一向是和蔼的，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大光其火。

　　前些日子，母亲在与我闲聊中，讲到祖父两次救人的事。一次是邻居家的兄妹俩——大约五六岁的年纪——在庄稼地里一口井边玩，哥哥双手一推，将自己妹妹推进了井里。那井虽是土井，但很深，里面黑咕隆咚的。哥哥吓得又哭又喊。祖父那会儿正在附近田地里拔胡萝卜，听见喊声就跑了过去，纵身跳入井里——

　　三十年后，当年那位哥哥的侄女在池塘水浅的地方采荷，不慎误入了水草深处，情况十分危急。这一幕被在岸边磨镰的祖父看见了，他扑向水中，游了过去——

　　在今天被视作壮举的事，在那个年代是寻常的。没人宣扬它，甚至也没人记得它。但从中可以看到祖父的身上所承续的我们这个民族向善和崇义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古朴的，是原始的，闪耀着人性最美的光芒。

　　祖父的身体十分硬朗，但一颗牙齿的松动却夺去了他的生命。在那时，街头拔牙是一个行当，与卖狗皮膏药的大约出自同一个老师。祖父拔了牙，没几天口腔就发炎了。让人费解的是，从公社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就这样一个病竟然越治越重。他口腔的一侧已经溃烂，以致无法进食。结果，父亲把祖父转回了家。没几天，祖父就去世了——他在家里人都去下地干活时，以一种决绝的态度自缢而死。

　　屈指祖父离他结束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还不到十年。

　　我那时还在上初中，为此十分悲痛。

　　祖父不识字，也不善言谈。他甚至是一个木讷的人，具有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典型的形象。

　　他没有留下什么伟大的语言，也没有留下什么传奇的故事。但我相信，祖父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并有他坚守的精神。

　　祖父远去了，只将一个迤逦穿越深巷的背影，永恒地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