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我游了九寨沟，在抵达与返回时都经过了成都。在那里，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纠结——我没有一叩杜甫草堂。

　　作为一个喜爱诗词的人，到了花重锦官城未到杜甫草堂，就像一个木匠路过公输班的庙不去顶礼膜拜一样，堪称数典忘祖了。我的巴蜀之行，因少了去草堂的拜谒，致使心藏久之的愿望不能了却，甚为遗憾。

　　草堂和诗圣，作为文化符号，是成都的骄傲。而一些地方政府，东施效颦，为了挖掘“历史名人”，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令人不可思议甚至愤慨复感悲哀的是，竟把“西门庆”捧成了“英雄”，把“潘金莲”扮成了“圣女”，真乃妍媸不分，良莠不辨，举起的实乃是一幅“伪文化”的标牌。

　　2012年12月，因拙作在“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诗圣杯’海内外诗词大赛”中获得三等奖，有幸忝列颁奖大会。与一些诗友交谈中，得知许多人都去过成都杜甫草堂，或凭吊，或祭祀，如一个穆斯林完成了生涯中去麦加的朝拜，这让所有关于诗圣的认识与崇敬皆产生于文字的我倍感惭愧。“河岳英灵何处祭，客中独踏浣花溪。此时细草萋萋绿，昔日娇莺恰恰啼”，是周清印君的高歌；“谒圣何辞客路长，浣花溪畔且徜徉。风声挟韵褒工部，水色含情映草堂”，是杨旭光君的豪吟。千年的草堂，免不了红尘的扰攘，但更多的是虔诚的追慕和诗圣雅韵的回响。

　　诗圣，是中华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十年，在杜甫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在这里所创作的诗篇，远隔1200多年，仍璀璨地悬照在我们心灵的天空。遥忆挈妇将雏于前一年到达成都的诗人，在公元760年，于当时的城外而今的闹市，建成了他的草堂，方有了一个“旁人错比杨雄宅”的栖身之所。但诗人的心并没有一刻的安定，在“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少有的闲适之外，多是“一卧沧江惊岁晚”、“每依北斗望京华”。身似飘萍而心系苍生正是诗圣的伟大。一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体现的民胞物与、忧天悯人的情怀，成为一种高度，令后人景仰；一处草堂，使无数的华屋美舍、千年的钟鸣鼎食，黯然无光；更让那些被扶正和将要被扶正的假斯文真邪恶，毕现其丑。

　　寻访草堂，我们正是要寻找一种当今社会正越来越缺失的精神；草堂，是我的巴蜀之行中最希望一去的地方。然而，却一梦难圆。

　　7月20日，我和妻子飞抵成都双流机场时，已近黄昏。在华灯初照的大街上，我们拉着旅行箱住进了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第二天一早即朝九寨沟出发了。我们计划第四天下午去神往已久的草堂，然而，从九寨沟返回的路上，始如莺声终似狮吼的导游小姐为大家“精心布置”的购物，占去了宝贵的四个小时，车入市区，已是万家灯火。只在此城中，夜深不知处，我的眼睛纵使努力地去穿越滚滚的人潮和万幢高楼上辉映夜色的灯光，终究无法抵达心中的圣地了。失之交臂的错误已经铸成，我在拥挤不堪的候车室，近两个小时，唯一可做的，就是无助地承受暑夜的炎热、刺鼻的汗味和心愿难了的烦怨。

　　草堂，诗圣，后会有期。在疾驰的列车上，回望茫茫，我仍然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