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人把用小麦面做成的馒头叫好面馍。在那个整天吃黑窝窝头的年代，能吃上雪白的好面馒头，那简直是大地主才能过上的好生活，皇帝一般的享受。

　　我的童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天麦忙季节，村里一派忙碌的气氛，村里村外的土路上偶尔散落着麦穗和新鲜的麦秆。那时我还没入学，早晨起床，父母早下地收麦去了，我与几个小伙伴来到打麦场，每人手里拿个凉好面馍，家庭条件好的小伙伴手里甚至捏几根青绿色软软的腌蒜苔。

　　那时一年四季吃黑窝窝头，用红薯片、玉米、高粱面混合做成，黑褐色，发涩。与窝窝头一起作为主食的，还有红薯，每天早晨，先吃一通红薯，然后吃窝窝头。一年能吃上好面馍的时间是过年和麦季，在这两个时段之外，如果哪个小伙伴手里拿着一块白面馍在外谝，能引得小伙伴们的眼光齐刷刷地聚在他手里的白面馍上。

　　早晨金色的阳光穿过宽阔的泡桐树叶洒在打麦场上，我们拿着好面馍，一口咬下去，馍上留下一个白印。那香甜的味道，从舌尖一直弥漫到口腔，平时装满各种粗糙食物的胃一下子享受到皇帝的待遇，鼻腔里满是馒头的芳香。那一刻，天是湛蓝的，田野是金黄的，树叶是碧绿的，那种幸福感，真想永远留住。

　　麦季还没结束，母亲便停止我们吃好面馍的生活，要等下次吃好面馍，得到过年时。每天早晨掀锅，还是那千篇一律的窝窝头。到中午饭时了，锅台上的碗里还是黑色的杂面条，连面条汤也是黑色的。我噘着嘴，不愿端碗，嘟嘟囔囔，遭到母亲的呵斥。

　　在那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所有与吃有关的记忆特别深刻。在偶尔极少数场合，曾看到有人吃那种薄薄的边缘呈锯齿状布满细孔的饼干，那种香气四溢的神仙食品。

　　进入腊月，父母早把珍藏在泥囤里的麦子淘洗干净。腊月二十三，蒸馒头。父母早早在大瓦盆里和了发面，用被子捂着。父亲从棚下挟出平时不舍得烧的劈柴，噼噼啪啪烧劈柴的爆响，通红的炉灶，把坐在锅门口的父亲的脸庞映得通红。这时候，母亲不让我乱说话。按规矩，父亲让我放几个大雷子炮。

　　掀锅了，铺天盖地的白色蒸汽一下子弥漫了整个厨房，看不清站在锅台后边母亲的脸。蒸汽稍散，大锅里躺着一个个白胖胖的蒸馍，刚出锅烫手，我便迫不及待地要吃，遭到母亲充满爱意的嗔怪。父亲把掀出锅的年馍放到堂屋秫秸箔上凉着，箔上整齐排放着小馍、大馍、枣山等，等凉透了，母亲把它们放在一个只有过年时才用的大草囤里。

　　父亲经常说，以前村里的大地主家过年，蒸的馍还是花馍，一半小麦面，一半玉米、高粱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竹篮里放十来个小馍配两包纸封点心，便是年后走亲戚的礼物了。那一年我到小姨家走亲戚，出了正月，她家草囤里还放着年馍，已经长了霉点，小姨拿出来馏，让孩子们吃。

　　在濛濛细雨的阴天，厨房烟囱上空升起浓重的炊烟，母亲偶尔开恩为我们炕制锅盔。母亲调好油盐、葱花，一层层和到面里，用擀杖擀成圆形，用细火在小锅里炕。灶膛里的火苗伸出像牛一样的长舌，欢快地舔着锅底。锅盔被炕得焦黄，拿到案板上，切成一牙牙。我们兄妹四个，我最多只能分得两牙，细细品味，觉得这真是神仙食品。

　　现在每天吃馒头，味同嚼蜡。一样的馒头，不一样的味道，记忆里馒头的香甜是那样悠长，让人难忘。如今，粮食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在饭店整个或半个馒头和很多没动或刚动一点的饭菜，像垃圾一样被倒进泔水桶。如果让我早去世的奶奶看见，一定会说：“作孽，该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