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孔令言出生在项城市付集镇孔庄村，1948年10月在项城市官会镇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鄂豫皖苏独立旅一纵队，成为一名战士。当年，他15岁。

　　“换上军装的那一刻，我感觉可光荣啦！高兴！”说起当兵入伍的时刻，老先生陷入回忆，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衫，戴着一顶浅咖色的长檐帽，看起来健康硬朗、神采奕奕，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85岁的老人。“1949年2月在沈丘县北关成立53师，师长金绍山、政委王其梅，参谋长姓邢。宣誓之后，接到命令南下，我们就步行往界首方向走，后来又向南走，一天走七八十里路。”老人的记忆非常清晰。

　　“因为要长途跋涉，我们的装备很简单，每名战士只有一条被子、一只水壶，绕着脖子的袋子里装上炒面和炒米，饿了就边走边吃。部队驻扎的时候可以吃大米饭。”老先生说起话来沉稳而明朗，我们也随着他悠远的目光和他一起穿越历史，回到属于他的青春岁月：那时他虽然年龄小、个头儿小，生活很艰苦，但他聪明伶俐，办事勤快，和战友关系相处得很好。很快，他就从一名普通士兵调到师部当通信员，跟着政工科长马伯奇当警卫员。也是在那时，他知道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第53师，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1949年3月，我们开始渡江了，部队在江北距离安徽安庆80多公里的地方。渡江之后，我们边走边打，走到江西、湖南、湖北、福建、云南、贵州，后来到四川成都。到了成都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张国华军长。”孔令言当时也纳闷为什么要转那么多省才到四川？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种迂回战术，能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活跃在每一个省份、每一个角落。周转多条线路，也是肃清隐藏在群众中间小撮敌人的最好办法。就这样，他们走一路、打一路，直到四川。

　　“我打仗不怕，那时候最苦的就是走路，白天走一天，草鞋磨穿、赤脚磨出泡，晚上把针在灯上烤一烤，刺破水泡，第二天继续走路。”

　　“马科长对我可好了，还专门安排科里的一个通信员教我识字。‘天惶惶，地惶惶，不识字，是文盲；旧社会，真荒唐；种田的，没口粮；织布的，没衣裳；盖房的，没住房；编席的，睡光床……’我总是第一个背会，很快就认识了很多字。”虽然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但是孔令言学习认真、勤快麻利、思想端正，很受马伯奇的赏识。“识字了，将来就会更有出息。马科长拍着我的肩头说。1950年9月，我们在四川岷山县时，师部排长马立三、支部委员胡成韬介绍我入了党。”

　　受到马伯奇的特别关爱，孔令言身为通信员、警卫员更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四川省邛崃县，1950年年底的一天，孔令言走进马伯奇的办公室，突然发现他趴在椅子上，捂着肚子，疼得直冒汗。孔令言立即联系到原十八军宣传部长夏川的小车，连夜将马伯奇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马伯奇患的是胃穿孔，再晚半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可马伯奇只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怕耽误工作，就强行要求出院了。

　　“后来马科长调到军部宣传部、印刷厂，转业后去了北京。他给我写过信，对我可关心了，鼓励我要好好读书、学习，还给我寄过一件衬衣呢！”孔令言说，原十八军军风特别好，每一位首长都特别爱兵。因为不好意思打扰领导工作和生活，更不能向领导提任何要求，他也没再联系过马伯奇，就在基层岗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工作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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