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陪老娘回老家。走进老屋，无意间发现墙角边竖着一根酷似木棒的东西，我走近一看，是一根扁担，约五尺长，状若弯弓。扁担上布满了尘土，两端的铁钩锈迹斑斑。我的耳边顿时响起“扁担长，扁担宽，太阳月亮一肩担……”的歌谣。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老家吃水用水都用扁担挑，往大田里送粪也用扁担挑……因此，扁担显得十分重要，一日不可或缺。可以说，过去的日子，是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村东北角有一口老水井，井口呈圆形，高出地面约三十厘米，用条石扣着。岁月把条石打磨得光溜溜的。井水清澈，冬暖夏凉，入口甘甜。井水像甘甜的乳汁，滋养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每天清晨，三五成群的男子，“吱吱呀呀”担着水桶到这里打水，准备一家人一天的用水。有时，一口井里下去三四只水桶，常常碰出叮咚叮咚的响声，回音跃出井口，悦耳动听。

　　爸在城里工作，挑水的活就落在娘肩上。娘像男人一样，肩上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把家里大缸小缸倒满水。有时，我不解地问：“娘，挑那么多水干啥？”“多准备些，免得下雨再去挑。”我似懂非懂，又问娘：“是不是下雨天井里就没有水了？”“不是，是路上滑，扁担湿，担水有危险。”

　　我上初一那年冬天，连续下两天大雪。房上、树上、地上都覆盖着厚厚的雪，寰宇间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很难辨清哪里是平路，哪里是洼坑。可是缸里已经断水，没法做饭。娘望着铺天盖地的大雪，束手无策。奶奶说：“别看了，这么大的雪不能担水，咱就挖桶雪倒锅里，烧开，做饭吧。”娘说：“那好吧。”

　　娘一盆一盆舀雪往锅里倒，奶坐在灶屋生火。锅里的雪吱吱啦啦融化，几盆雪也化不成一盆水。这时，饲养员铁忠哥担着两桶水一跐一滑地向我家走来，两桶清澈的井水还冒着热气。铁忠哥的身上、帽上、胡须上落满了雪花。

　　娘不知如何是好，双手握住桶鼻子就往屋里提。

　　铁忠哥说：“婶子，快把水倒缸里给几个孩子做饭吧，我踩着脚印再给你家担两桶。”

　　奶奶从里间掏出一支烟递给铁忠哥说：“快抽根烟歇歇！这咋谢你呀？”

　　“不用谢，邻居们之间要互相照应。”

　　铁忠哥说完，转身踩着脚印担着两个空桶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老井走去。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个头渐渐长高，能挑起扁担挑水了。刚开始，我只能挑小半担，走一段路，就要放下水桶喘息一下；后来，就能挑大半担；慢慢地也就能挑一满担了，那是我最得意的时刻。

　　和所有的农具一样，扁担也很有讲究。要软硬适中，有韧度，有弹性。最好的扁担，要数酸枣树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家分了12亩责任田，种上了各种农作物，最值钱的是棉花，一斤棉绒能卖两三块钱。可，难种的也是棉花，它需要育苗、栽培、修剪、打药、拾棉等工序。栽培棉花十分累人——整地、刨坑、浇水、封土。可水要从很远的井边或河边担来。两桶水有六十斤重，走平地还好些，要是上河坡可就困难了——要是把握不住平衡，前面桶里的水会撞出来，变得一头轻一头重，必须走折尺形的路线，才能保持水不洒出来。那时，我担两桶水，往往到了田里，桶里的水所剩无几，而担子却越挑越沉——扁担和肩头接触的地方，火辣辣的，渐渐地变得钻心疼，后来就麻木了，两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我咬着牙，五步一歇，三步一停，终于跟着娘担水种完了两亩棉花。晚上掌灯时，脱下衣服一看，两肩和颈上的皮，磨掉了好几块。

　　到了收获的季节，一亩棉花卖了三四百元，娘喜得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出五十元给我做奖励，让我买件新衣服。扁担让我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挣钱不容易，要挣钱就要吃苦。没有挣不了的钱，只有受不了的苦。

　　如今，现代化的机械走进了农户家庭。机器犁地、播种、撒药、收打……扁担早就被丢在院子的角落里，不再被人重视。但是，肩上的担子却没有卸下来，也不能卸下来，譬如家庭、事业、责任、道义。人行走在路上，肩上不管有没有扁担，都应该挑点什么，承担点什么。

　　往事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