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图：“山西娃娃”王东平老人说，他一直珍藏着由斯诺签名的书——《西行漫记》。

　　小图：作者曹新旺与“山西娃娃”王东平老人合影。

　　《西行漫记》中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王东平。

　　近日搬家整理书籍，《西行漫记》中的那张小红军战士的黑白照片，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它勾起了我对照片上的主人翁，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王东平老人的怀念之情。

　　1998年，我在山西省临汾市原63集团军某师宣传科当新闻干事。这年夏天，我到临汾市民政局办事，无意中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5寸黑白照片，很明显那是一张翻拍的照片。出于好奇，我就多瞅了几眼，并多嘴向他们问了一句：“这照片上的小孩是谁？”

　　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随口说：“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位老红军干部！照片是他12岁当红军时照的，听说这张照片还是写《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照的。《西行漫记》里还有一段对他的描写呢！”

　　“什么描写？”我诧异地问。

　　女同志说：“具体内容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书里专门写过他。”

　　很惭愧，我当时只知道《西行漫记》这本书，并没有读过。但这个消息的确让我异常兴奋，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线索——如果消息是真的，那将会解密一段尘封的历史！

　　我越想越兴奋，当时就想详细地问问来龙去脉。很遗憾，这位女同志知之甚少。她看我有些着急，就把这位老红军的家庭住址给了我，让我自己去找找看！

　　我拿着地址，如获至宝……

　　第二天一早，我让秘群科的李振宾干事派了一辆北京吉普，然后，一起到临汾市的襄汾县城关镇柴庄村去寻找这位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王东平老人。

　　“他是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12岁，但他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说：‘红军为穷人打仗，是抗日的，谁不想当一名红军战士！’”这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王东平老人当红军时的描写。我连夜找来《西行漫记》这本书，并在书中找到了这段关于王东平老人的描写。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寻访到了这位让斯诺大书一笔的“山西娃娃”——王东平老人。

　　抚今追昔，我走进了王东平老人那鲜为人知、富有传奇色彩的峥嵘岁月……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许多难得的、珍贵的历史故事。

　　王东平，原名王月（越），乳名月娃子，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城关镇北关村。他刚满3岁，母亲就离开了人世；10岁时，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月娃子在邻居的帮助下向县牛奶厂的张老板借了5块银元，买了一口薄棺材，含泪埋葬了父亲。3个月后，张老板按“驴打滚”的高利贷把5块银元翻成了50块银元。10岁的月娃子无法偿还，只好到牛奶厂当童工抵债。在厂里，月娃子受尽虐待。

　　1936年春天，红军从陕北东征过黄河打到了洪洞县，牛奶厂张老板闻风携家眷落荒而逃。月娃子趁机与两个小伙伴逃离了工厂，回到村里。村里已入驻红军，他们不知红军是干什么的，便躲着红军走。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红军并不打骂他们，相反远远地就与他们打招呼、逗他们玩。他找到时为地下党员的表哥张吉祥，从表哥那里得知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老百姓的队伍。在红军驻扎的日子里，他自告奋勇地为红军带路，传递口信。时间长了，红军战士特别喜爱这个勤快聪明的小孩，他也产生了当红军的念头，天天缠着王连长要求参加红军。王连长实在拗不过他，就把他留在身边当通讯员。他成为一个年仅12岁的小红军。

　　到达陕北保安后，首长看月娃子诚实又机灵，就把他调到内务警卫连，给罗瑞卿、何长工、杨尚昆担任警卫员。在这里，月娃子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负责首长的日常生活的勤务保障，虽然年龄小但责任心特别强，又聪明，大家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娃娃，称他为“山西娃娃”。

　　1936年6月的一天，月娃子正在晾衣服，突然看到院子里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大个子。从没见过外国人的他吓了一大跳，远远地躲在一边好奇地打量。过了几天，他才知道这个大个子是从美国来的记者，叫斯诺。首长把他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负责照顾斯诺的生活起居。周恩来副主席对他说：“小鬼，斯诺先生是外国记者，是咱们中国人民的朋友。你要好好照顾他，要热情诚恳耐心，还要守纪律等等。”他把周副主席的话一一记在心头。

　　斯诺个大身长，睡在床上时，脚老伸在床外，只好屈着腿睡。月娃子跑了大半天，为斯诺扛来一张床板，给斯诺支成大床铺。看到长长的床铺，斯诺拉着月娃子的手，一连说了几个“0K”和“谢谢”！时间一长，月娃子与斯诺混熟了，他便经常与这个汉语讲得不怎么样的外国人拉家常。斯诺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讲外国笑话，常常逗得他前俯后仰。

　　有一次，斯诺患了重感冒，可当时我军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斯诺吃了几片药以后没什么好转。看着床上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外国朋友一脸痛苦的表情，月娃子悄悄地出去找来半截白萝卜、生姜和一把野葱。月娃子把萝卜、生姜切成片，把野葱留须放在一起熬汤，把熬好的汤汁端到斯诺面前说：“这是我们家乡治感冒的土办法，你喝下去用被子蒙住头睡上一觉就好了。”

　　看着月娃子那挂满汗珠的小脸和沾满炭灰的一双小手，斯诺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把这碗汤汁一饮而尽。第二天，他竟奇迹般地好了。斯诺说：“这是月娃子感动了上帝，我的病才得以好转。”他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大笑，把月娃子抱起来转了好几圈，转得月娃子晕头转向……

　　有一次，斯诺与月娃子拉家常时问：“你为什么要当红军？”月娃子一听斯诺提问，调皮地说：“你是不是在采访我呀？”月娃子满脸的认真劲，把斯诺逗乐了：“Yes，我现在正式宣布对月娃子进行采访。”月娃子说：“红军为穷人打仗，是抗日的，当一名红军战士多光荣啊，谁不想当一名红军战士！”后来，斯诺把这段话写进了《西行漫记》，而且对月娃子有一段描写：“他是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12岁，但他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王东平老人说，当时根据地的生活相当清苦，斯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也只能吃到小米饭加两个菜。吃饭时，斯诺经常到其他首长那里转转，看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吃住竟是那样艰苦，但斗志是那样的高昂，他经常感动得流泪。在他的报道里，红军的生活是清苦的，纪律是严明的，队伍是伟大的。斯诺经常把菜让给月娃子，月娃子说啥也不要，说这是纪律！一听是纪律，斯诺就只好点点头，不再坚持。

　　转眼4个月过去了，1936年10月的一天，月娃子正在忙着手中的活儿，斯诺把他叫到跟前说：“山西娃娃，我该走了，我给你照张相吧！”从没照过相的月娃子，一听说要给他照相，高兴得直跳。他虽然负责斯诺的生活起居，看到相机也挺眼热，但从没有提过让斯诺为他照张相。月娃子赶忙整一整肥大的军装和武装带，笑嘻嘻地把头一歪，只听见“喀嚓”一声，照好了。照完相的第二天，月娃子为斯诺收拾好行李，含泪与斯诺依依惜别。临行时，斯诺紧握着月娃子的小手说：“我爱中国，我爱你们，我还会再来的，谢谢你这些天来对我的照顾。”月娃子双眼含泪使劲地点点头。

　　后来，罗瑞卿、何长工两位首长把他们和斯诺共同签了名的《西行漫记》送给王月平时，他才知道自己就是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更没有想到的是，斯诺在出版《西行漫记》时，竟把他的照片刊印在书上，而且还专门对他有一段文字描写。

　　新中国成立后，王东平因伤残由部队转业到山西襄汾县工作，先后担任襄汾县公安局副局长、区长、统战部部长等职务。他曾几次到北京看望何长工、杨尚昆等老首长，每次都是只身一人，带上干粮和水壶。当这些老首长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一句话：“没有什么困难，我就是想念老首长，来看看你们。”其实，当时王东平生活相当拮据，孩子们也没有工作，但他就是不愿给国家添麻烦。

　　王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老伴杨玉娟是1948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一位牺牲战友的遗孀。他们膝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月娃子的传奇人生，一段尘封的历史，几多感人故事，传递着长征的精神、信仰的力量，令我兴奋、激动加感动！我一气呵成，写出了《“山西娃娃”的传奇人生》，并曾改成《“山西娃娃”与斯诺的一段情》一文，先后在《山西日报》《山西晚报》《中国老年报》《时代潮》《海峡两岸》《传记文学》《中国人才》《老同志之友》《中华魂》等10多家报纸杂志上刊登。这也是国内媒体首次对斯诺笔下“山西娃娃”最详实、最准确的报道。

　　我采访王老时，他已行动不便了，但精神尚可。我举起相机为手拿《西行漫记》，面带笑容的老人定格留影，并搀扶着老人与其合影留念。文章发表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夕阳红》专栏记者与我联系，说要采访王东平老人。我就向王东平的儿子询问老人的情况。他的儿子说，老人家已卧病在床，不能接受采访了。我急忙到医院看望王老，那是我见王东平老人的最后一面。

　　1999年10月15日，王东平走完了他传奇而又平凡的一生。得知老人逝去的消息时，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心里空落落的，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我也很庆幸自己聆听了这位“山西娃娃”的传奇故事，让那段尘封历史没有永久尘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