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羡荣

　　自明代开始，周家口凭借沙河、颍河和贾鲁河漕运，内河航运逐渐崛起，陆路也四通八达，东临淮泗、西接秦晋、南连江楚、北通燕赵，工商业迅速发展，是投资经商的一块风水宝地。因此，先后吸引了国内10多个省的行商巨贾，纷纷来周家口投资兴业，谋求发展，演绎了周家口数百年的辉煌历史。

　　当时，周家口在商业中有杂货行、山货行、粮行、盐行、麻行、油行、丝行、烟行、米行、果行、牛行、鱼行、皮行、药材行、竹木行、百货店、棉花行、土布行、糕点店、中药店等2000余家，其中山陕商人有800多家。手工业中有铜匠炉、铁匠炉、油坊、鞋店、笔墨斋、织布厂、织袜厂、毡帽厂、印染厂、酒作坊、竹器铺、木匠铺、皮件作坊和年画作坊等1000余家，其中外地商人约占一半。

　　明末清初，周家口的商人最多，有山陕帮、怀庆帮、安徽帮和两湖帮等，约占三分之二。他们在周家口苦心经营，发家致富，代代相传。四五百年来，他们为周家口的繁荣昌盛、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如今，他们有的在周口已经五六代了，甚至有的十多代了，早已成为周家口人了。现仅依据周家口老一代商界人士的一些口头流传和时人提供的片言只语，结合笔者所知所闻，择其要者整理于后。

　　山陕商人

　　山陕商人，以山西人最多，对周家口商贸开发贡献最大，其经济实力最为雄厚。

　　山西帮商人在周家口的早期活动，从沙颍河南、北岸两座山陕会馆（因为内敬关羽，所以周口人称关帝庙）中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周家口南岸文化街（建国前称关帝庙门街）山陕会馆（今周口市第三初中），始建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北岸关帝庙（现为周口市民俗博物馆）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从两座雄伟的建筑可以分析出两种情况：一是山陕帮商人应该在明末清初1600年前后进入周家口的，经营生意并逐步繁荣，站稳脚根后营建山陕会馆；二是从康熙二十年到三十二年，仅隔12年，山陕商人投入巨大资金，建设两座气势恢宏、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的宫殿式关帝庙，这充分说明在清代康熙年间，周家口山陕商人已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北岸山陕会馆石牌坊两侧有两个碑亭，那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关帝庙时公布山陕商人捐银的碑刻。碑刻上显示，当时山陕商人有杂货行179家，麻行21家，油行16家，丝行9家，布行13家，京货行15家，烟行14家，白米行13家，果行12家，山货行11家，牛行7家，鱼米行3家，竹木行3家，皮行2家，药材行1家，共计319家。据此计算，当时山陕帮商人在周家口北岸经营的行业有15个，加上8位董事长商户共计327家。据此推算，当时南岸的山陕商人最少有500家。

　　董事长是大家选出负责营建北岸关帝庙的负责人，每届任期20年，关帝庙前后共建159年，经过八届董事会。最后一届八位董事是董合盛、李源发、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刘兴盛、牛公盛和李玉盛。当时，他们是山陕帮商人中的头面人物。其中牛公盛自清初即以丝织为业，一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徽商收购，改称永盛和机坊，属二百多年的老字号。其他在周晋商，有太原张氏，在永兴街开设义盛承钱庄；晋城人王某开设的日昇昌钱庄，均以汇兑业务为主，还可发行银票，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业务往来。

　　山陕帮商人主要经营杂货，在319家商业中，杂货行就有179家。清末民初时期经营的有泰兴盛、聚丰厚、三泰成、谢聚久和天奎兴等，专营汉口太古糖，销量很大，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糖类在豫东的重要转运重地。晋商天顺恒，有资金10万银元以上，专门经营大宗批发业务，他们深入湖、广、川，大批收购糖、纸、漆和杂货，经平汉铁路至漯河，再转漕运到周家口，一批竟有十几船，搬运工人要连卸几天，才能全部入库。尤其是桐油，由于周口航运发达，夏季修船需求量大，往往桐油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天顺成”杂货行老板瞅准有利时机，采取先付款后收货的办法，先到老河口收购桐油，再把桐油提前运至周家口上市，率先占领市场，生意日进斗金。那时，周家口人做生意不如山陕人，竟有20多家行店出高薪聘请山陕人当经理，学习他们诚实经营、信誉第一、和气生财、顾客至上之经验。

　　当时，杂货行使用的是“天、地、人、心”四种秤：收货时用天字秤，有3斤底（即收货时每一秤多3斤）；卖货时用地字秤，不多不少公平16两（过去是每斤16两制）；批发花尖纸、板纸、点张纸等商品，用人字“加二十”秤，即120斤作为100斤；心字秤是用于一些各有不同加码的商品，如批发糖类使用“加一四”秤，即114斤作为100斤，白矾、黑矾、红土使用“加二五”秤，即125斤作为100斤。使用加码秤是为了给零售商暗暗留出利润，是当时通用的行规，也是批发商吸引零售商的一种手段。另外，每逢初一、十五为校秤日，周家口所有山陕商人必须带着秤，到山陕会馆财神殿校秤，发现谁家的秤不准，轻者会批评，重者停业整顿半个月或一个月，再重者吊销营业执照。校过秤后，贴上标志，证明是合法秤；如发现使用未校的秤，立即责令停业。当时的行业管理，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一视同仁，决不迁就。

　　晋商在周家口从事酿造业者为数不少。北岸油坊街晋人苏润身之父开设的鸿昌号醋坊，所酿陈醋远销六安、霍山、阜阳、蚌埠等地，享有“口醋”之称，那里群众常用作馈赠珍品。晋商开的烧锅酒坊也很出名，如晋泰涌、义泰涌、万泉涌等十多家，其中以南岸新街的晋泰酒馆最负盛名，所产粮食发酵的“十年状元红”，浓度很高，可斟酒“挂杯”而不外溢，使同行都交口称赞。笔者儿童时代曾住新街，经常见到晋泰酒馆的店员背着小酒篓（只可装十多斤），到处给零售商贩送酒，在周家口数他们的生意好。

　　民国初年，周家口杂货行首推公和西。该号由晋帮乔汝璋、李型卿和长葛赵殿臣合股，开设在南岸北永兴街路东，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业。“公和西”的铁三角领导班子，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李型卿曾亲赴汉口，从同乡晋商钱庄贷款三万银元，购进大批纸、糖、油漆，途经漯河转船运至周家口，卸船长达半月之久，辗转外销，一炮走红。公和西用人得当，每年枣季，他派人专跑水寨、槐店、界首、淮阳、太康、柘城等地；又派人专驻新郑，坐地收枣，再转销汝南、正阳等地，竟获“口枣”之称。

　　有一年春天，因市场银根吃紧，桐油行情大跌，大量库存积压，无人问津。唯李型卿审时度势，毅然高息贷款，大量收购桐油并储存起来。到了夏天修船季节，桐油价反弹暴涨，供不应求。当时，漯河、周家口、界首、颍上、亳州、寿县诸港，有船两三千艘，若按三分之一的修船比例计算，却需要900只船的修理桐油，均由周家口供应，批量极大。这时，公和西垄断了桐油市场，库存充盈，空前获利。

　　后来，公和西由乔汝璋领东，由李、赵主持，更名“恒兴利”、“同和成”。从“公和西”到“同和成”，晋商杂货经营管理形成了一种模式，逐步吸纳了一些近代资本主义管理经验，并先后为周家口商界培养了大批人才。晋商焦长发自营杂货，却让其子焦学理入公和西学徒，人多不解，可焦某深知，儿子在自己柜上学徒，是少东家身份，谁敢指导，只有送别家学徒，才能受到摔打滚爬的锻炼。

　　时至建国初期，周口成立工商联合会，历届主任委员除鲁伯英一人之外，都有山陕晋商李型卿、张永锡等人出任，为新政权建立后的市场繁荣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