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瑞

他是最小最小的官，却有很大很大的权。你猜猜，他是谁？他是什么官？啊，猜不出来呀，那我再给你提示一下。他这个官有多小哩？小到他这个官下边再没有官了；他的权力有多大哩？大到他管辖的男女老少的衣食住行，无不听从他的命令和指挥。噢，你猜出来了。对，就是生产队长，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

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三级，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长便是生产队的最高长官，或者说是最高统帅。但是，这个长官或统帅，既不吃商品粮也不拿工资，完完全全是不脱离农业劳动的农民，与他周围的普通农民一样，一年四季也得下地劳动挣工分。不过，对于普通农民来说，生产队长的权力可谓至高无上。试想，每年的分钱、分粮、分柴，每天的上工、下工、干什么活计，每家的宅基地，每人的劳动工分，年轻人的上学、参军、招工、结婚……全由生产队长一锤定音，这权力还不是很大很大吗？还不是至高无上吗？

生产队长，这个称谓，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仅仅与人民公社同时存在几十年的一个新名称。在上级领导和广大社员的初心里，对生产队长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严格的。生产队长，必须根红苗正、祖上有德、贫下中农出身。生产队长，必须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对耕犁锄耙、摇耧撒种、收麦割豆、扬场放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生产队长，必须是一位实干家，每晌都要早上工、晚下工、劳动中间带头干。据我所知、所见、所闻，绝大多数的生产队长都不负众望，甘做社员们的勤务员。至于极个别的生产队长渐渐走入歧途，甚至当上了“土皇帝”，则另当别论。

王震风，是黄村成立生产队那天当上生产队长的。时间悄悄地走着，生产队仍没啥起色，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消灭麻雀、开挖运河……各项工作都排在尾巴上。全公社经过综合评定后，宣布各生产队工作排序，有的坐卫星，有的坐火箭，有的坐飞机，而黄村生产队却是坐“拖车”。豫东人谁不知道“拖车”哩！就是那个用几根横棍、竖棍和两块木板制成的一种运载犁耙的小农具，由牛驴拉着拖在地上滑行。其拙笨和速度还用说吗？麦收时节快到了，公社通知各队生产队长到公社去开会，预报产量。会议开始后，谁也不敢先开口，都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公社书记只好以抓阄儿报产量。于是，第一个人报亩产500斤，第二个人就报550斤，第三个人就报600斤，第四个人就报650斤……最后那个人就报1500斤。不过，口出狂言是要兑现的，必须按上报产量的比例交公粮、卖余粮。而一直到会议结束，王震风报的全队平均亩产量还是70斤。多年后揭秘的事实证明，全公社最高亩产量仅90多斤，最低亩产量才38斤。也就在当天，公社书记组织机关干部对王震风等几位生产队长进行“拔白旗”。就是一圈人把王震风等人围在中间，进行拳打脚踢。王震风他们都被打得鼻口流血，还是乡亲们闻讯后赶来，用平板车把他们推回了家。很长一段时间，黄村人谁也不愿站出来当生产队长。

王盾自从当上生产队长，虽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却从来没有抓过阶级斗争。王盾说，他没有文化，没有读过资本主义。乡干部说他是个“半吊子”。其实，王盾心里明镜似的，没有饭吃那叫啥社会主义。一天，王盾正带领一群青壮劳力挖坑塘，准备种藕。吴社长来了，问，王队长，干什么呢？王盾说，抓阶级斗争哩。吴社长一听，很是奇怪。王盾说，旧社会地主老财不劳动，新社会阶级敌人不劳动，今天，我们要看看是谁不劳动。说着说着，王盾就对着吴社长唱起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你是公社大干部，我是队里小干部，咱俩不比将军肚，咱抬起大筐走两步，你输了是小狗，我输了是小兔，谁赢谁是好干部。”唱罢，就把杠头搁在吴社长肩上。社员们急忙挥起铁锹装土。当然，正抓阶级斗争哩，吴社长也不能逃跑啊，咬咬牙，抬。王盾虽然个头不高，但像个半截缸，很敦实。那天上午，王盾和吴社长连着抬了百十筐土，直至把吴社长压趴下。从此后，张口闭口讲阶级斗争的吴社长很少再来黄村。

自从县里来蹲点的干部老钟支持李金开办缝纫店，新任队长王束就挺起了腰杆，全力支持村民大搞副业。有人说，将来有人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咋办？王束说，什么资本主义尾巴？哪有资本主义尾巴？于是，黄村里春潮涌动。有人编筐窝篓，有人喂猪养牛，有人贩瓜卖菜，有人拉砖运煤……很快，真的有人把黄村告到了公社，公社立马派人来查……查着查着，还没有查出结果，改革开放了……

黄村人脖子上的枷锁被打碎了。

中国历史上的生产队完成了使命。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