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华

读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9年第二版《张伯驹传》，惊喜、感动、骄傲、自豪之情，犹如阵阵热浪澎湃于胸。

《用心追求真实》是该书作者张恩岭《自序》的题目，也是他为张伯驹立传的原则。历经多年探访求索，终以孜孜求真之心拂去悠悠岁月的积尘，洗净传奇戏说的迷彩，还原了张伯驹这样一位集诗词家、文物收藏家、京剧艺术家于一身的本真面容，展现出这样一位文化巨星为坚守传统文化不惜身家性命的至真个性。让我们十分惊喜地看到——可敬可爱的张伯驹先生手持拐杖，披着晚霞的余晖，从碧绿丛林的历史深处缓缓走来……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张伯驹传》就是这样一部书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书，书中的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位终生坚守并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人。我们可爱的祖国，曾经拥有张伯驹这样一位“至真之人”，这怎能不让我们为之骄傲？当年的张伯驹，当今以“求真之心”为这位“至真之人”立传的张恩岭，都是我们可爱家乡河南周口项城人，这又怎能不让我们为之自豪？

当然，最让人感动不已的，还是作者笔下这位“至真之人”的真实人生。全书共十大章节——

第一章《渺渺浮生一“丛碧”》，“世出名门”“天资初露”“解甲从商”讲述了张伯驹从1898年出生到1925年的成长经历，以诸多史实回答了张伯驹为什么视权力、金钱如粪土？为什么对自己任职的“师参谋”和“盐业银行总稽核”不屑一顾？为什么能如此洒脱地终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其一，表叔袁世凯大总统的称帝闹剧和父亲张镇芳（曾任河南督军）的宦海沉浮，使他看清了官场的争斗与险恶。其二，其优裕的社会及家庭背景让高官、金钱在他眼里都成了伸手可得的俗物，“凡难所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故弃之不惜。

作为人物传记，唯有写好典型环境的真实，写好社会整体性本质源头的真实，才能写好典型人物典型个性的真实。

第二章《文采风流佳公子》，澄清了两大史实。一是当年与张伯驹交往甚密的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为何被人谓之“民国四公子”？他们四人又怎样于历史风云激荡中各自显露出爱国情怀、高尚人品和卓越的艺术才华，才促使这一称谓从贬义到褒义的转化？在“公子岁月”一节里，既有生动详实的论述，又有鞭辟入里的评析：“首先，他们都出身显赫，却都不以家世为炫耀。贩夫走卒，折节论交；面对达官显贵，反而等闲视之。其次，最让他们有人缘的，就是其保持着性情的纯真、天性的直率。虽然有权有势，却不欺男霸女、强买强卖……”　

二是关于张伯驹与潘素的婚恋。不少读者在读《张伯驹传》之前都读过有关张伯驹与潘素“浪漫爱情”的诸多版本，而津津乐道的是青楼美女弹奏的琵琶曲怎样让才子怦然心动，才子又怎样吟诗填词示爱定情，却又因名花有主（竟然还是国军中将）导致凶险横生，又怎样在友人侠士协助下深夜救美于囚室……全然庸俗电视剧式的套路与桥段。然而，经张恩岭多方查访考证，事实真相则是：潘素并非出身青楼，“就像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一样”，只以其文艺特长在上海书场表演过弹唱。而张伯驹与潘素的相见也并不“浪漫”，据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回忆，“我外公和外婆”的“相识”，是“父辈的一个世交，叫孙履安，通过他的介绍，两个人相识，最后在苏州完婚的”。若依此真相，写出的故事当然既不浪漫也不惊险，没啥趣味。但“传记”岂能为“趣味”沦为戏说式的“传奇”？正如张恩岭在《自序》中所言：“一个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那就分文不值。”尽管其婚恋真实故事并不浪漫，但婚后的张伯驹却把一生的真心真爱完全交付给潘素一人。后来虽遇一舞女热烈追求，“但他心系潘素，痴情不悔，决然逃脱了诱惑，夫妻俩鹣鲽情深，同游共息，在以后的数十年岁月里虽经历风雨，却始终不离不弃”。

第三、四、五章，则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张伯驹对于京剧艺术、诗词写作、文物收藏这三大爱好的真心真爱。

对于京剧艺术，张伯驹经历了由爱看到爱演，又由爱演、善演到爱研，亦即由“票友”到“拜师”，又由“表演”到“成立学会、著书办刊”步步登高的几大阶段。他拜“使京剧老生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第一人”的余叔岩为师，学艺长达10年。他先后多次与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同台演出并深受好评。1931年，张伯驹联合梅兰芳等京剧名流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丛刊》等刊物，又与余叔岩合写了《京剧音韵》一书。为此，余、张二人被学者尊奉为“京剧音韵理论的首创者和奠基人”。著名学者冯其庸在《旷世奇人张伯驹》一文中也说：“振兴京剧，他是有卓越贡献的。”

如前所言，写好典型环境的真实才能写好典型人物典型个性的真实。论及张伯驹的诗词，第四章第一节开篇就说：“张伯驹成长的家庭，既是官僚，又是诗礼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张镇芳就是一位进士出身的诗人。”长大成人的张伯驹退出军界之后，“便处于投闲置散的环境里，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无处发泄，恰好遇上了对诗词艺术的热爱，便找到了托物寄情的方式”。在这样典型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里，一个具有典型个性的典型诗人也就“天然”地成为“出水芙蓉”了！

书中评说：张伯驹词的风格当属“婉约派”。尤其可贵的是，伯驹词更多地浸淫了正宗词的谐律与柔美，品致之高，绝无俗气，真正称得上“词人之词”。从词作年代来看，其词早年以湖山清赏、抒发欢快之情者多，取景优美，用笔宕折，情感细腻，自然超逸。晚年则多属个人情事回忆、透视人生，深于感慨，情感深邃。例如，同是写“落花”，其早年写的《临江仙》有“山光微雨外，人影落花中”句；晚年写的《浣溪沙》则有“怕到春来易断魂，满庭芳草立黄昏。落花无语似离人”句。为此，著名学者冯其庸赞叹说：“只要你真正体会到张老在北国冰天雪地的苦难情景，你是控制不住自己眼泪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