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新员工培训班马上就要开始了，按照惯例，作为主管全局人事工作的副局长，陈锋每年都会在新员工培训班举办期间给新员工们上第一课。这也是市交通局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

礼拜一一大早，陈锋就早早地来到单位，因为新员工入局培训班上午就要开始上课了，他得提前来一会儿，一是熟悉熟悉之前准备好的讲课内容，以便给新员工们上课时会显得更加流畅一些；二来呢，在讲课之前，他都会提前把所有新进员工的简要情况大致看上一边，熟悉熟悉。因为单位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好像是上上上上任的一位副局长的事儿，说是预先没有熟悉，在上课点名时突然发现一个新员工的姓氏有些生僻，本来人家姓“弋”，名字叫“弋蔚然”，可这位老兄文化程度低，不认识这个“弋”字，硬是把它当成了“戈”字，一开口就叫人家“戈蔚然”，结果害得这么多年过去，单位还有人一看见弋蔚然，就追着叫“老戈，老戈……”

陈锋正在查看新员工入职表，突然愣住了：贴在表格上的这幅头像照片怎么看着这样熟悉，好像是在哪见过一样？在哪见过呢？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再往下看这名新员工的资料，姓名：郝新军，籍贯：上海，父亲姓名：郝大斌。天哪，这么巧，莫不是……他不敢再往下想了，因为他对“郝大斌”这三个字太敏感了，毕业后这几十年，“郝大斌”这三个字在他内心不知念了多少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陈锋心里，一直有一件挥之不去的旧事。

说起来，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那年夏天，陈锋即将大学毕业，同学们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找关系、托熟人安排工作，他呢，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家又不在本市，啥关系也没有，啥熟人也找不到，所以连日来一直都在为分配工作而发愁，后来听老家人说市交通局里面有个领导是老乡，于是就想去拜访一下。

如何去拜访人家呢，思来想去，干脆请人家吃顿饭吧，在吃饭过程中顺便把毕业分配的事情提一提。因为那时候刚兴起请客吃饭之风，无论办什么事情，好像只要不请人家吃一顿，就办不成似的。于是便给远在老家的父母写信，让他们赶快寄来100元钱。接到信以后，陈锋的父母立即想方设法筹钱，先是卖了积攒好几个月的鸡蛋，不够，又把积攒下来为数不多的口粮卖了一半，七拼八凑，总算是凑足了100元钱。没过多久，钱寄来了，他便想着拿出50元钱请客，剩余的50元钱办别的事情。

那天，他兜里揣着100元钱正在交通局大门口徘徊，一遍又一遍地谋划着请客细节，包括见面的第一句话怎么去说、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人家拒绝了如何不尴尬等，这时突然走过来一个人，急匆匆地对他说：“同志，能帮个忙不？”仔细一问才知道，此人是上海市一家电子管厂的销售员，原本要来本市与一家公司洽谈销售生意，来之前，还向单位借了几千元钱的业务费用。结果一不小心，还没见到目标客户，就在公交车上遇到了小偷，钱全部被偷走，如今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

陈锋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来人，一看，此人穿戴整齐、干干净净，不像是骗子，说话也像是上海那边的口音，说话的口气也是诚诚恳恳，于是便没有多想，从兜里把那100元钱掏出来，一分不剩地给了人家。

求助人连声感谢，说：“我姓郝，叫郝大斌，回去后一定想办法还你的钱。”因为急着赶当天的火车，也没有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两个人就匆匆地分手了。再说，那时候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子信箱、QQ或微信什么的，特别是陈锋，连上班的地址都还无法确定，所以除了姓名，别的什么也没法留。

没想到，这一分别就过去了20多年。

后来，经过努力自荐，陈锋如愿以偿进了市交通局。因为在学校他就是系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好，又是党员，进交通局上班似乎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进入局里以后，经过不断努力，由科员升到副科长，由副科长升到科长，如今又成为一名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这期间，陈锋虽然也幻想过突然有一天，那个上海的郝大斌会来到自己的面前，用十分感激的心情还了那100元钱，但这种画面迟迟没有出现。有几回，他下班后下意识地站在单位大门口东张西望，隐隐约约间好像上海的那位郝先生满脸堆笑着来到了自己的面前，可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种幻觉。

说实话，如今职位高了，收入多了，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花费几千元钱，因此谁也不会在乎那100元钱，陈锋心里幻想的其实是一种“约定”，是一种美好、美妙的约定。

当天上午下课后，陈锋特意将郝新军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问，果不其然，这个郝新军正是当年那个借钱人郝大斌的儿子。

据郝新军讲，当年他父亲回上海以后，为了偿还单位的借款，拼命上班、加班，出差期间总是省吃俭用，有时候三顿饭并成两顿饭甚至并成一顿饭去吃，目的就是为了省下点儿钱，早日把单位的欠款补上。因为劳累过度，加之生活没有规律，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得的是绝症，已是胃癌后期。

临终前，父亲拉着他的手，深情地对他说：“孩子，看来我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在死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得给你交代清楚，那就是我曾经在中原Z市出差期间碰到了小偷，小偷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偷光了。正当我走投无路时，一个姓陈的好心人帮助了我，让我渡过了难关，他把他兜里仅有的100元钱全都给了我。我有几次曾想亲自到中原Z市找人还钱，可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如愿，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100元钱还给人家，替我了了这个心愿。”

考虑到当时是在Z市交通局门口发生的事，所以他父亲推测借给自己钱的人很有可能会是交通局的员工。因此交代郝新军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大学时一定要报考全国最好的交通大学，毕业后哪儿都不要去，如果可能的话，就去Z市交通局工作。因为他父亲相信，只有儿子到那里上班，才能慢慢打听到当年那个姓陈的人的情况，才能了却自己心中的这个愿望。

正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时交代的任务，高考时郝新军义无反顾地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又上了研究生，毕业时恰好Z市交通局面向全国招聘员工，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来应聘了。所以说，这次来中原Z市上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他的“还债”之举。

听到这里，陈锋自然是打心眼里高兴，倒不是因为意外收到了当年借出去的那100元钱，而是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太出乎意料的事了。想到失而复得的借款，想到郝大斌的苦心，陈锋内心很是欣慰。他感觉，自己当年这个好人总算没有白当，如果有机会，今后还会一直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