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英

一袭长袍，身形消瘦，颧骨突出，髭须寥落，身材偏高。他骨子里遗传了祖父的机智幽默，他为不知名的糕饼取名“为甚酥”，他为口味较酸的酒起名“错着水”。他旷达洒脱，一生历经宦海沉浮，被贬黄州他由极度失落转而反躬自省，他高唱“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被政敌一贬再贬，几至丧命，他淡然一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至性至情，发妻亡故，他在夜晚梦中惊起凄婉哀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他为民请命，初到凤翔，几度奔走，只为改变衙前之弊；到杭州修建苏堤，到广州见到当地饮水弊端，兴建最早的自来水系统；到黄州，他不忍百姓溺婴之举，集资兴建“育儿院”。他就是被众人爱戴被政敌嫉恨的一代全才苏轼（苏东坡）。

“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苏轼的出生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他自幼聪慧，和弟弟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刻苦读书。二十多岁中制科第一，本应是顺风顺水的人生却因才名太盛遭人嫉妒招来牢狱之灾，这便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一百多天的身心折磨让他对生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被贬黄州4年多的生活让他倾心佛老。他和僧人往来，每天参禅打坐，渐渐从惊悚的噩梦中醒来。可现实的教训总是刻骨铭心的，他在《洗儿诗》中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看似有悖常理的愿望，无疑是这场政治斗争带来的牢狱之灾在作者心中留下的烙印，同时也让人感受到苏东坡内心的苦涩与无奈。苏东坡之所以能在严酷的党争中保持乐观旷达的心境，得益于他思想的驳杂，纵观其一生，主要体现在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修身以儒。儒家思想从先秦产生以来历经千年而不辍，其中除了统治者为加强统治的极力维护外，在修身处世方面的哲理思想也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圭臬。“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等思想无不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青少年时期用心读书积极进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挑灯夜读，或为结识伯乐而四处奔走、特立独行。前者如韩愈、杜甫、范仲淹、欧阳修、柳永，后者如李白、白居易、陈子昂。

苏轼的青年时代也没能跳出这个窠臼，进士及第后，兄弟两人开始步入仕途。苏轼每到一处总是为民请命，兴利除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任凤翔签判时，他发现衙前之役的弊端，及时上书宰相韩琦，同时禀明上司修改衙规，使衙前之害大大减少；在杭州三年，他修复六井解决了杭州百姓的饮水问题；在密州，蝗虫肆虐，民不聊生，苏轼深入一线调查百姓受灾实情，身先士卒加入捕蝗虫的队伍；在徐州，洪水猛兽席卷外城，苏轼率领百姓修筑城墙，并游说禁军首领调集禁军加入抗洪抢险的行列……

治心以佛。佛教在汉魏时期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的演变过程。佛教在魏晋时期遭遇谶纬之学的挑战，为了推行自己的教义，佛教不得不入乡随俗，到晋代，玄学成为显学，佛教教义的部分内容又与玄学义理相结合。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流派，其中禅宗是中国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发展最成熟的一个宗派。宋代佛教的发展走向世俗化、平民化的道路。

苏轼与佛教的渊源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据说苏轼的母亲笃信佛教，父亲师从蜀地出身的佛教高僧。被贬黄州的4年是佛教思想对苏轼产生影响最大的时期。苏轼对佛教的信仰是和自己的经历相结合，吸取佛教的有益教义为我所用。佛教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让他珍视生命，他不喜杀生，同时劝说友人戒杀并写诗相赠。好友陈慥在他的影响下不再杀生。黄州当地存在杀婴的恶俗：百姓因抚养能力有限，对无力抚养的婴儿，父母只能在出生后以冷水浸杀。苏轼“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召集当地的热心人成立了育儿会，以期有补于世。

也是在黄州，在苏轼从御史台阴森的牢狱中走出来后，他内心的创伤很久没能愈合。他对外界产生了恐惧，内心陷入极度的孤独。刚到黄州他经常白天闭门不出，晚上一个人出去散步，以求解脱。后来他对自己的牢狱之灾进行自省并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最终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这种修行持续了5年之久，苏轼慢慢从恐惧孤独中解脱出来。

养生以道。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有相通之处，往往佛老并称，但有一点不同就是道教对养生的注重。这点在苏轼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最为明显。仕途的坎坷让苏轼的思想由儒家的积极入世转向佛老的超世避世，由大济苍生到关注内心、滋养精神，在健康受到威胁的处境里希冀保全性命。苏轼对养生有很深的见解，他写了二十多篇关于养生的文章。在《东坡志林》中有《养生说》《养生难在去欲》《记三养》《辟谷说》等多篇介绍养生的文章，也正是对生的执着及对乐观豁达精神的秉持，尽管被贬蛮荒、食宿无着，他依然高扬生命的旗帜，活出精彩的人生。所以每每读到那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总是令人动容，让人心绪难平。

也许正是这些思想在他身上的完美融合，才成就了才华和魅力独具的苏东坡。他文才甚高，以致神宗皇帝也曾为读其文而废寝忘食，在“乌台诗案”中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为其求情，一代名相王安石在退居金陵后不忘为自己的政敌苏轼上疏营救。最让人感动的是老臣范镇。在被贬黄州的一个夏天，苏轼因病很久不曾出门，于是谣言四起。谣言传到京城，神宗叹息再三闷闷不乐。老臣范镇听到后竟伏案大哭，让儿子准备车驾物品，决定前去黄州吊唁。后来在儿子的宽慰下才没能成行，立即修书一封派门客前去探听苏轼近况。

他豁达自持，苏轼的好友章惇后来成了苏轼最强劲的政敌，他入朝为相后，苏轼从定州被贬到瘴疠之地惠州，直至荒无人烟的儋州。党争风云变化后，苏轼即将入朝主政，章惇的儿子章援致函苏轼为被贬雷州的父亲求情。苏轼在回信中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他不但把这些年的恩怨看得云淡风轻，而且告诫章援怎样调养父亲的身体，还把自己的养身经验传授给章惇。他就是这样宽容豁达，对曾置自己于死地的对手毫无怨愤之语。这是何等的气度与胸怀！

他病逝后，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悲痛万分。黄庭坚大病初愈却挣扎着前往参加恩师的哀悼仪式，张耒身着素服祭奠恩师；在京都，数百名太学生自发举行悼念仪式来悼念一代英才的离世。

苏轼，这样一位国民男神，不但在他生活的时代广受喜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也因自己的才华与独特的人格魅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日本、韩国，在所有了解苏轼的每一个读者心里，都住着一个懂生活、有识见、有情怀、有担当的苏东坡。他说，眼前见天底下无一个不是好人。正是这样发自内心的、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与对他人的宽容，让我们爱上了这位众人仰慕的文学家、美食家、艺术家——苏轼。